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CSSCI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发展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新兴发展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中资企业发展合作的测量指标设置为“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中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履行”和东道国“员工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合作。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高管的学历层次是影响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履行发展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员工的岗位职级和入职年限则是影响其对所在企业发展合作状况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增进澜湄合作需要突破以往从国家行为体出发的一元化发展合作思维模式,从中资企业主体视角出发,将承担项目转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考虑“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联动国家和国际组织,避免单一化的发展合作方式,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维度和多元化提供参考路径。     

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下的水资源安全治理

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澜湄流域治理的新机制,水资源合作是其中的重点,而水资源安全治理是澜湄水资源关系的实质。本文通过澜湄合作机制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治理,解读亚洲安全观框架下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分析影响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的因素,并深入阐释澜湄水资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作用与影响因素,进而就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提出建议。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澜湄合作与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

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主要包括难民、人口贩卖、非法偷渡和非法务工等类型,其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发展与治理等诸多因素。非法移民问题既是威胁澜湄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中美在澜湄地区竞争与博弈的焦点性安全议题之一。非法移民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其多重性的影响因素需要复合性的区域治理方法和路径。作为中国倡导建立的首个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将非法移民治理列为重要的合作内容,在治理过程中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和内化全球安全倡议,平衡与兼顾发展和安全,力图建构完善的合作框架与机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推动对非法移民的根源性治理,引领建设更为紧密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的法律基础与制度建构

澜沧江—湄公河是联通中国与下游五国的黄金水道,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湄公河流域频发的犯罪活动,尤其是2011年10月发生在金三角水域的惨案,将联合执法提上了区域安全合作的议事日程。事件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开展联合巡逻执法恢复了湄公河的国际航运,但相关制度的构建仍在探索之中。四国应依据相关国际法原则,结合该流域的现实情况,参照其他流域和国家的实践,尽快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定。     

泰国区域主义及其主导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尝试CSSCI

当前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呈现多层次、多领域交叉重叠的复杂特性。以往对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侧重区域外大国分析视角,本文从次区域内中小国家视角,以泰国为分析对象梳理泰国区域主义的演进历程及其主导次区域合作的尝试。受历史认知、经济实力等因素影响,泰国一直抱有成为中南半岛次区域中心的诉求。总体来看,泰国的区域合作政策存在参与和主导两种不同的路径。“黄金四角”机制和三河流域合作机制是泰国试图将自身打造成区域中心的重要载体,并且,泰国以中南半岛次区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呈现出一种“曼陀罗”结构。泰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及对主导地位的追求,揭示了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也使得中国在推进“澜湄合作机制”进程中需注意泰国在中南半岛地区的地位诉求。     

亚洲开发银行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活跃,并形成了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参与的合作机制.其中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组织的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最有成效的一个.本文试图探究亚行在湄公河区域合作过程中的作用与挑战.     

发展替代产业 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本文论述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面临的毒品问题及其对次区域合作的负面影响，探讨了发展替代产业对遏制毒品泛滥和推进次区域合作的作用和意义，介绍了有关各国发展替代种植、替代产业的情况，并从国际环境、地理、人文、经济互补性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发展替代产业所具备的有利因素，最后就次区域发展替代产业的资金引进、合作机制、合作范围、发展层次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小国水外交理论与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湄公河地区成为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与战略对抗前沿。在此博弈场中,水资源无疑关乎该地区的命脉,亦是两国博弈的焦点。鉴于既有水外交理论对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解释的不足,文章试图构建一个小国水外交理论框架,并借以分析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水外交策略模式选择。小国水外交理论分为三个维度,从国家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内在驱动因素包括“求生存”“求安全”“求尊重”由低至高三个不同层级;从流域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决策形成因素包含河岸权益匹配度、水机制发展程度和共同身份强度;从环境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外在触发因素包括大国的影响力度与大国间的博弈烈度。三个维度各因素的互动催生了“自主式水外交”“追随式水外交”“对冲式水外交”和“抱团式水外交”四种主要的小国水外交策略模式。文章基于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湄公河国家水外交的要素构成及在中美不同博弈烈度下湄公河国家的水外交策略模式,即泰国借助“三河流域机制”开展的“自主式水外交”,老挝通过“水电开发”同中泰两国实现利益捆绑的“追随式水外交”,湄公河国家在中美水资源合作机制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式水外交”,以及以...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

如何和平共享越境水资源一直是跨国流域关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合作管理是理性而共赢的选择,其不仅会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拓展和深化,更会推动整个区域的合作,从而使国家间获益的程度和范围远远超过河流合作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维向度。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次区域多边机制,GMS和MRC作用积极但成效有限,缺乏区域认同的制度安排仍是目前该流域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未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需要提升流域一级的综合合作,加强高级别的政治参与。而中国作为上游国家,也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对共享水资源进行更长远、更系统的管理。     

大湄公河次地区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大湄公河次地区(GMS)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相关国家及省区之间的地区性合作机制,是东南亚乃至东亚范围之内地区主义发展的一种表现。本文在简要介绍有关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上,从国家和市场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GMS的特点及其定位进行分析,然后重点讨论了GMS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及其互动,直接决定和制约着GMS的性质和发展。     

“水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和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资源合作

在跨界水资源合作与国家间"水权力"矛盾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和部分国家开始重视"水外交",并将其视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在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开发中的争端也急需通过"水外交"来解决。本文在对"水外交"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将"水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围绕(跨界与非跨界)水合作项目和‘软水产品’的开发和利用问题,通过技术和社会双层举措来进行解决的外交实施方式",并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三个案例分析阐明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合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水外交"实施不足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中国应通过完善"水外交"体系,建立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借助"水资源综合管理"、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实施积极有为的"水外交"对外策略,来应对湄公河跨界河流开发中的内外困境。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挑战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来自区域的自然地理,也来自区域的社会环境,还有执法安全合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执法安全合作所要面对的最直接的便是通过民间便道而聚集的跨国界人流与物流,而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合作意愿程度、执法管控能力,以及国内政治局势都存在着差异,这些都对执法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四国合作意愿的差异与四国受益差别直接相关,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复杂因素渗入东南亚地区,使得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受到更大的不确定性的挑战。     

应对发达国家市场准入的策略分析——以中资企业进入澳大利亚为例

发达国家由于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与法律制度,其作为投资目的地对中资企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但发达国家的外资准入审查制度是中资企业所必须应对的政治风险。文章介绍了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外资准入审查制度的演变过程,并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收购莱纳公司案、五矿集团收购0Z矿业案以及山东如意集团收购库比农场案为案例,提出了中资企业投资发达国家的应对策略,具体包括:在国家层面,应积极推进签署高水平的国际多边和双边投资条约;在企业层面,应充分了解东道国的多种诉求与顾虑,寻求东道国本地的合作者,深入了解当地社会和政治环境,直面东道国临时更改投资条件等突发情况,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冷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从“伙伴”到“邻国”

总体上,冷战结束以来,日韩关系经历了从“友好”与“合作”到“对立”与“冲突”的演变,政治上由“紧密”到“疏远”,经济上由“合作”到“制裁”,文化上由“吸引”到“排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定位也从“伙伴”转变为“邻国”。日韩关系的转变受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相关国家因素以及领导人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因素是影响日韩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涉及独岛(竹岛)领土争端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二战劳工判决问题等。经济因素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19年7月以来的日韩贸易争端以及近年来两国在出口贸易领域的竞争激化。美国、中国及朝鲜等相关国家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两国领导人对对方国家的认知等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日韩关系的恶化对日韩两国以及美国、中国和朝鲜等相关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援助转型背景下中法在非洲新发展合作：动因与条件

当前,传统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新兴援助国的崛起不仅冲击着发达国家对发展援助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新型发展合作模式的产生。政府引导型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多边发展合作模式,其特性契合援助转型趋势,是国际发展三方合作的新阶段。本文聚焦中法两国在非洲的合作实践,以法国开发署与中国国开行在塞内加尔汉纳湾污水处理项目上的合作为代表性案例,试图探究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如何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开展有效发展合作。通过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中法两国作为合作供给方,通过跨国伙伴网络交换经济与政治优势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强化自身影响力是主要合作动因。在此基础上,积极正向的国家政府间关系、持久稳定的发展机构间关系以及东道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是影响合作能否从意愿转化为切实行动的重要条件。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关系学意义解读

以往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的研究过多地注重了其经济意义,而忽视了其国际关系学方面的意义。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GMS经济合作不但促进了GMS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促进了这些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反过来又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本文主要探讨GMS经济合作在冷战后GMS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和谐区域”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百年变局下中法两国合作的发展前景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民粹主义不断抬头,保护主义日益横行,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在这样的复杂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更需要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全球合作,为全球治理共建共商共享。近年来,中法两国不断深化合作,贸易往来不断增多,人文交流逐渐丰富,科技发展通力合作,环境保护携手共治,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起了良好的大国合作典范。本文就中法两国近年来的合作现实表现进行简要阐述,试析其内在动力和影响意义,对中法两国未来合作抱有期待和憧憬。     

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为例

微区域是区域合作新的实践重点。以"跨合区"和"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境合作在全球方兴未艾,我们将此类跨境合作界定为微区域合作。文章以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为研究中心建构微区域概念,建构包含微区域与"宏—次区域"的"大区域",以此为基础将微区域安全分为内部安全与微区域间安全,并通过对安全"内渗"与"外溢"效应的分析,探究微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文章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大区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视为一种微区域,在上述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究"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文章认为,安全既是"大湄公河微区域"产生中的固有要素,也是其当前发展的瓶颈,在"内渗"与"外溢"效应下,"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东南亚间的规范协调为基础,以在"大湄公河微区域"与"澜湄合作"对接中建构微区域安全规范为重点,最终获取中国参与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