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竞争与条块合作：指数驱动地方政府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项目的分析

指数何以驱动地方政府有效开展治理工作的？本文以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建设过程为案例,引入权力规训的理论视角,剖析指数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指数治理是一个“条”与“块”在地方治理创新的政绩压力下,实现地方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政治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稳定的向上级政府呈现政绩的表达渠道,指数体系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导至有限的指标上,使得职能部门实现治理创新和部门边界的扩张。同时,“条”通过监控机制和考核机制,对下级块形成强激励,推动了地方条块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指数基于可视化和显示度特征,将“块”模糊的、难以测量的政绩以“指数”简易化、数字化和排名化的形式呈现给上级“块”和社会舆论,“条”调动“块”的积极性,形成了稳定的“印象政绩”,助推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条块合作。研究结论可以为技术与组织关系以及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研究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     

协作互嵌：基层治理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以深圳市宝安区“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为例

治理重心下移、做实做强基层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重塑条块关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关键。当下,条块权责结构失衡,治理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条块协同不够与张力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阻滞性因素。为此,基层治理改革亟需从处理好重心下移与条块分工、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三大关系入手,通过条块结构互嵌、资源互嵌与过程互嵌改革,依托于条管块统、条抓块管等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质效。深圳市宝安区在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对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进行差异化、系统性调整,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互嵌,其改革经验和未尽事宜为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分析样本。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间关系的困局表现为:地方本位主义、非良性竞争、跨区域协作性不足和合作流于形式等问题.地方政府间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新型理论分析框架,组织间网络理论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关系.组织间网络理论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在组织间网络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的路径选择是,更新观念:着眼整体,走向区域行政;培育文化:增进信任,提升社会资本;优化模式:创新管理,构建整体治理;优化制度:抓住关键,理顺治理关系;创新机制:建立联结,促进互动联系.     

关于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思考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条块冲突"、职责同构、地方政府间非良性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形成阻碍理顺政府间关系的老大难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有效的府际治理,建设政府间伙伴型关系,完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切实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条块整合、权责配置与清单化管理模式创新

全面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基于政府内部的组织与结构差异，从条块整合的视角剖析政府权责配置的内在逻辑和演变机制。“块块”管理维度强调权责配置中的放管结合，追求活力与秩序的平衡；“条条”管理维度聚焦权责配置中的分工协作，旨在减少因边界模糊和职责交叉重叠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在实践中，通过条块整合，形成了“以块统条”“以条带块”“条块共推”等三种模式，共同推动权责清单制度改革，从而实现协同治理。面向新时代的治理需求，应从需求导向、标准化建设、合法性审核、执行评估和动态调整等环节，对权责清单制度的实施路径进行优化完善。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领域,党政关系、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的实践调整,但是始终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徘徊。实践表明,在条块分割的政府体系中寻求不同政府主体之间合理关系的难度相当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框框去思考问题,恐怕相关研究和具体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会困难重重。能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固囿,从政府体系的其他结构方式来调整"条块关系",直至理顺政府间关系呢?这些不仅是张志红的《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写作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是全书的逻辑起点。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制度趋同”：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

基层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治理单元,我国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探究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寻找可行的扩散方案,促成草根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能。本文梳理了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在“组织同形”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制度趋同”这一概念,并结合浙江省龙游县“村情通”的扩散案例,阐释了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类型及其发生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扩散有模仿性机制、强制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路径类型。但模仿性机制易受制于组织关系网络、创新属性及潜在学习者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出现扩散“困局”;上级政府强制力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破局”,上级的组织势能和资源配置权使得村委成员的行动情境发生变化,促使其采纳创新,推动创新得以扩散;上级政府的介入还有助于在创新扩散场域内激发“锦标赛”氛围和技术规范压力,推动草根创新的规范性扩散。“制度趋同”分析框架为理解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同时,本文也拓展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逻辑

理顺政府纵向间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深度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既对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到目前为止,由于各方面对此的认识仍然不够和相关工作还有欠缺等因素,制约了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的推进速度与“到位率”。总体来看,应充分利用好“放管服”改革提供的机遇,细化对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定位,进而实现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合理归位。同时,由于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还需要相关配套性改革同步跟进,从而为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从树立“政府间伙伴关系”理念着手,全面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以推动中国政府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浙江衢州紧盯“三个变” 推动基层应急管理系统性重塑

<正>针对2023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基层治理,优化社区服务”“改革和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要求,浙江省衢州市结合实际,创新基层治理,紧盯权责、模式、数智的改革,推动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业务与机构职能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条的专业性管理和块的综合性治理实现叠加耦合,破解县乡断层、条块分割难题,实现基层应急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建成率、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模块设置率、执法装备和应急物资配备率、重点风险隐患精密智控率“四个100%”,推进基层应急管理水平整体跃升,实现了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明责、减负、赋能、提效”。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街道办事处的转型及其路径

街道办事处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础,其功能定位、职责划分、运行过程应该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国家治理的目标相适应。当前,同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相比,同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础的要求相比,街道办事处的运行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职责定位不清晰,条块关系复杂、条块矛盾突出,工作负担重、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上级政府召开的会议多、检查考核多、文件多、做实际工作的时间少。进一步推进街道办事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破除两类障碍,加强制度供给,理顺两对关系,聚集高素质人才队伍。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条块互动以及制约要素研究:基于L案例的考察

通过对L项目社会稳定评估的个案考察,发现现有条块关系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制约作用。L案例所展现的条块关系制约既具有结构性特点,也具有策略性特点,形成了其内在的弹性与张力,其中体制性、人格化力量以及信任构成了社会风险稳定评估条块互动中的三重要素。为了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良好治理效果,在充分纳入条块关系体制制约的相关要素基础上,就需要增强"拉条部门"的社会风险意识、合理规范政府中人格化力量的作用、提升民众对于"条块部门"以及"条块部门"之间的信任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治理效果。     

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和体系建构

作为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中间环节,省域治理兼具国家治理规范和基层治理创新双重特征,成为分担中央治理风险和激发地方治理效能的责任担当。已有研究对省域治理现代化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亟须对其基本属性和构成要素进行学理阐释。省域治理现代化将省域各级政府作为治理单元,立足省级政府的科层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以区划调整为核心的治理空间、以财政关系为关键的治理能力、以技术赋能为抓手的治理工具等三个维度的构成要素,为其实施提供路径参考。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需建立统筹资源整合与个人发展的空间治理格局,完善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一致的依法治理体系,引领条块协调治理与科层规制的技术治理创新。     

我国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横向关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对策

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作为总体目标的执行者和局部政策的制定者,它们在条块分割的情境下博弈以谋求利益最大化,其过度竞争与权力寻租等活动削弱了我国的总体竞争力和凝聚力。本文基于治理理念,力求理顺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际关系,破除条框分割的束缚,建立平等协商的组织间网络机制,进而整合资源建立整体政府,促进国家的和谐发展及社会的稳定进步。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乡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创新路径及影响——基于G市的案例分析

政治锦标赛作为我国官员晋升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范式,也是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通过对G市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控制与自主的失衡,导致基层政治锦标赛的失灵及乡镇政府“无为而治”的局面.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政治锦标赛体制的创新,由于受压力型体制的影响,在激发乡镇政府自主性及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倾向,进而扭曲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导向.为加快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乡镇绩效考核体系需要从“压力型考核”向“公众参与式”评价转型,加快乡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