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边沁功利主义与英国法人性假设的形成

差不同同时在雅典形成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后来成为了未来的英关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精神教父。伊壁鸠鲁学派主张快乐主义并以财富作为达成快乐的手段,斯多亚学派张扬道德理想主义并排斥财富作为道德完善的手段。边沁继受伊壁鸠鲁哲学将之改造为功利主义,这种主义成为英美法的哲学基础,它以区分法律和道德为特征。罗马法继受了斯多亚哲学作为自己的灵魂,从罗马法派生的大陆法系由此具有斯多亚主义的因子,它体现为道德一定程度的法律化。     

德与福的争论--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伦理学特征

从对斯多亚派(Stoicism)与伊壁鸠鲁(Epicureanism)的哲学分析中,可以看出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伦理学特征。斯多亚派存在两套伦理标准,即理想的和现实的标准,以往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点,没有看到斯多亚派理论的积极意义。伊壁鸠鲁的贡献在于把身体快乐纳入哲学视野,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德性与幸福的冲突。     

自然法和永恒法——托马斯论行为的合道德性

托马斯关于自然法和永恒法的论述是他对行为之合道德性的论证。他从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出发,指出自然法乃道德的至上原理;他论述了人的自然倾向作为自然法的内容对人行为的道德约束力和强制性;他指出了永恒法和人类本性的内在一致性;他强调人的道德义务派生于自然倾向,并围绕性道德对自然倾向进行了理性的解释,认为性道德乃是遵循自然法的一个合理要求;此外,良知来自良习的论点阐明了他实践理性优先的原则。     

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理性思维能力

理性思维能力是作为组织者、决策者、统领者的领导干部的必备能力。在实践中 ,领导干部在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上往往陷入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打好了理论基础 ,有了较高的理论修养 ,自然就有了理性思维能力。二是认为理性思维能力的问题 ,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一般 (基层 )领导者没有多少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能力的地方 ,无需在理性思维能力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两种认识是错误的 ,非常有害的。理性思维能力是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忽视的问题。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领导干部才能切实提高理性思维能力。     

启蒙理性的自然哲学反思

作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哲学范畴,“自然”是理解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关键概念,人与自然关系亦构成了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理论背景。启蒙之初,“自然”实际上起到了点燃人类理性之光的辅助作用,帮助人类挣脱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双重束缚。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启蒙理性中的分析和计算精神被放大,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自然”被科学技术“祛魅”的同时,沦为人类控制和征服的对象。不仅如此,启蒙理性的社会政治蔓延亦行之有效,社会成为一个科层官僚制的“机械铁笼”,人也异化为擅长功利谋划和理性算计的机器。现代社会并非如启蒙思想家们的美好设想,自然环境的满目疮痍和社会人文的本性迷失反而相互交织、日益呈现。人类需要第二次启蒙：生态启蒙,其逻辑原点和理论归宿点应是人性向自然本性的回归。     

网络侵权证据开示问题探讨

网络侵权证据开示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一个比较新的问题,目前没有形成较成熟的理论.而网络侵权证据开示的范围、开示的形式及恶意开示情况如何处理等问题,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在网络侵权证据开示的过程中,借助丰富的计算机知识,灵活把握证据开示形式和范围,严厉制裁恶意开示证据之人,平等保护双方利益应是理性之举.     

理性化视角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制度研究

理性化是人类以其理性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加以征服并控制的种种努力。随着20世纪人类对理性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在政治学领域中对理性的思考也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党政领导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在遵循理性规则的制度框架下，通过选拔具有理性精神的考核主体队伍，设定符合理性原则的考核指标，推行体现公正宗旨的考核程序，无疑对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影响

理性和人性是希腊古典文化的灵魂和精华。但由于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存在以及当时人们认知能力的局限,古希腊人实际上也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上古居民一样,心里充满着神圣的宗教情感,宗教信仰仍是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古希腊人既是理性的人,也是信仰的人,即使在少数圣哲的思想中,也是人性与神性并存,理性与信仰难分。     

论人权本原的双重属性

人权的本原源自人性。人性具有人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事实问题，并不能涵盖幸福、平等、博爱、正义、理性、理念和理智等方面。人的自然属性是人权的源泉。人的社会属性是价值问题，是人权价值所在，是多样性的统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辅相成，构成人权价值的基石。     

理性及其视阈中的中西文化

理性本应在活生生的历史中获得文化的内涵，它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象征。以理性作为理论视角，可以将中西文化作最好的辨异，为此，必须对之作新的概念区分。自然理性与属人理性的划分克服了以前的种种弊端，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试析生态问题的文化价值观根源

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倡导的科技理性、个人主义等价值取向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的算计和盘剥 ,这势必造成对自然的破坏。改变传统的价值观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得以顺利解决的又一关键所在。     

康德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哲学——三种解释的尝试

康德历史哲学的地位和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处在争论当中。以历史理性批判问题为线索,康德的历史哲学相关文本可以分为三类:自然理性的现象史、判断力的反思史和道德理性的建构史。道德理性的建构史代表了康德后期关于历史哲学的成熟思考,实践理性批判因此可以看作为康德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     

文化视角下的“法自然”非“自然法”

道家的“法自然”的文化意蕴与“自然法”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第一，“无讼”与“尚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态度。“法自然”认为社会和谐就是一切顺其自然，没有冲突，没有法律，而西方“自然法”观念十分尊崇法律的权威与保障功能。第二，“天人分立与天人合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第三，理性与和谐：两种不同文化要义。理性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内核，而“法自然”是要自然无为恢复宇宙原始和谐状态。     

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浅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理性中,归纳出三条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有效途径,即选择恰当的言语进行对话;承认和重视共同的道德规范;改变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所倡导的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 ,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 ,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 ,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工具理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 ,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的存在 ,借助于人的思维、观念、运算、操作等实践过程 ,为人们实现价值理性提供智力支持 ,由此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不断验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群书治要》论用人:战略定位与导向

《群书治要》的用人思想集中体现在:一是用人的重要性,提出治乱安危根在用人、君主成治自任贤始的主张;二是用人应遵循五个基本原则,强调领导者应任用孝廉之人、贤德之人、直谏之人、进贤之人与扬善之人,才能达到国治民安的为政目的。这些思想可为当今具体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提供借鉴。     

自然权利批判与唯物史观的规范性阐释

规范性阐释路径与自然权利学说存在源初关联,均关注正当性权利诉求以及实践理性能力,这也是当前唯物史观研究中相对缺失的思想维度。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始终与自然权利学说进行批判性对话,其中蕴含的平等自由价值取向也不断得到呈现。这一规范性阐释路径有助于破除旧有研究范式的制约,实现思维方式和价值旨趣的双重转换,进而在重释实践理性范式的基础上建构价值共识和理想社会秩序。     

论《圣经》与自然法的差异及深层勾连

<圣经>与自然法思想发展演变的关系的核心在于以信仰同理性的深层关联,进而延伸至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理性神与形而上学的神圣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三对概念间存在着理路连接与意义互释.古代自然法思想与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是世界的目的性,人的理性是对上帝智慧的分享,这两种世界目的都被哲学化为形而上学的神圣者.近代自然权利理论充溢着乐观主义与此岸性,对个人自身的理性和普遍道德信心十足,抽象的个人理性被神圣化.     

沿海发达地区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力机制——以A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利益表达是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核心原因。农民在政治参与中能够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而进入政治过程,使这种有利益支撑的行为可能长久、稳定、持续、理性和有节制地进行。农民集体维权行动一般采取从易到难的方式,其利益要求如果未能通过合法程序得到解决,则自然倾向于采取极端的维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