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评估体系的多维审思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文献回顾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的概念,选取5个团队的代表性评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剖析,观察与思考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走向,进而从理论、内容和价值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分化与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推进当前我国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评估体系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外在合力,为缓解服务“内卷”,释放治理效能提供有效方案。在此基础上,推演出“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评估体系”的应然框架,即融合、创新与重构,也是未来的研究进路。     

卷首语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有什么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审视当今数字经济体系,"数字剩余价值"有哪些核心视点,其治理思路又如何?在微观层面,电商直播俨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进行规范治理。本期"前沿研究"刊发一组文章回应上述几个问题。《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一个概念模型

数字理念、资源和技术日益驱动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形态转型,而具备数字素养是公务员胜任数字政府场景与任务的关键,有必要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范畴及内容框架等基础问题进行理论讨论。在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议题背景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上,从综合性的角度界定公务员数字素养,认为它是公务员在数字政府场景中开展数字化的行政与治理活动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综合。基于素质洋葱模型和数字政府理论的双重启发,从数字素质和数字能力两个面向,按照陀螺形态自上而下建构了数字心理素质、数字技能素质、数字行政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并据此进一步解析出13项具体的数字素养因子。     

着力构建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运行与治理机制

<正>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全面应对信息化发展、数字化变革对政府运行、管理和服务新要求的关键任务,也是政府管理创新和引领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新方位的重要举措。数字政府总体框架源于对业已实践的办公自动化、政府上网、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在线公共服务的改进,核心理念是适应数字时代变革趋势对政府职能及其运行体制机制进行优化完善,实施数字化、网络化再造,突出公众需求导向,推进协同治理和社会包容。构建数字政府的整体运行与治理体制机制需要从信息系统、     

数字政府替代电子政务了吗?——基于政务信息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分野北大核心CSSCI

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数字化转型催生着政府治理模式不断变革。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无疑是期间以技术之治赋能政府之治的最耀眼的两大利器。那么,数字政府替代、补充还是升华了电子政务已有形态?这倍受实践部门关注,也值得学术界及时进行理论探索。本文基于政务信息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分野剖析了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的叙事逻辑,从“大历史”、“小历史”两个视角归纳提炼出数字政府是电子政务发展的继承和升华,两者将长期共存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结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立足机构赋责、技术赋能、数据赋权三个维度勾勒刻画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继承发展的一般性解释框架,有助于解决目前两者继承发展的理论困顿和实践进路。     

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建设数字政府 提升治理效能

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省委省政府明确将数字政府建设列入"十四五"重点专项规划,省委深改委多次要求加大数据交换共享力度,着力解决"信息孤岛"问题。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取得了良好成效。展望"十四五",要按照"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政府数字化改革步伐,为推动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基于数字界面治理理论,结合城市大脑治理的外部环境、数字界面、内部结构、智能治理目标等要素,提出了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八大设计原理,即可能性原理、交互性原理、形态性原理、结构性原理、路径性原理、协同性原理、演化性原理和评价性原理。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些原理开展研究,提出具体的假设和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以形成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知识积累。     

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人数字身份运用：机理阐释及优化路径

在数字生态中,“个人数字身份”成为人们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个体标签。从理论层面对个人数字身份的技术解构和实践逻辑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究个人数字身份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机理,能为有效释放个人数字身份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式借鉴。作为流动治理中的个人数字标签,健康码是数字身份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应用尝试。论文从健康码的本质内涵和运行机制着手,分析其在数字政府的技术、职能和结构三个层面的作用机理,深入探赜以深化个人数字身份应用推动数字政府高水平建设的路径,即从建设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加强数字身份监管保障和营造数字身份生态系统三个维度,推动个人数字身份的深化应用和良性发展,以期充分释放个人数字身份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价值,推动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纵深发展。     

探索中国特色数字政府治理之道——《数字政府导论》评介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文章合为时而著，实践需要始终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从宏观的学术格局、中观的框架机制、微观的结构要素，对数字政府这一主题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系统性的统合性研究，成为相关领域研究学者的重要使命。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大连理工大学张锐昕教授主编的《数字政府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书，可谓恰逢其时。《导论》紧扣数字政府建设与研究的最新进展，向读者完整呈现了政策战略、基本模型、概念框架、     

整体智治：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

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利于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遭到普遍批判与数字治理兴起的背景下,整体智治理论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作为智能化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框架。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公共法律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价值理念与法治保障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尽管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但也面临着信息孤岛的负面效应、政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现象、数字制度规范缺位等问题,需要结合整体智治理论,构建起整体型、合作型、智能型、回应型与法治型兼具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动态能力视角下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来自混合研究的发现

现有研究鲜有深入分析能力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动态能力理论，通过混合研究设计检验不同能力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剖析不同能力及其组合的具体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数字领导能力、数据治理能力与部门协同能力等七项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效果。其次，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发现不同的能力组合推动高水平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即高位推动型、协同创新型与生态系统型。     

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问题——基于城市层面政务热线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各部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以及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大维度——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并以全国79个城市的政务热线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服务渠道的网络化建设水平低且融合度不足,数据管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智能化建设思路不清晰且相关工具未能很好地嵌入部门运行和实践之中。为此需要围绕"融合性政务服务"闭环推进网络化转型,围绕"智慧化数据治理"闭环推进数据化转型,围绕"智能化管理运行"闭环推进智能化转型,并在顶层设计、资源投入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     

企业码:双循环格局下政府数字化服务企业的新探索

当前正值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构建期,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而改善政府数字化服务企业的现代化水平是提升营商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以最早推出"企业码"的浙江省为典型案例,首先梳理浙江省建设数字政府、提升企业服务质量的实践历程,然后聚焦诞生于新冠疫情下的"企业码"生态系统,从结构功能、模式效能与体系机制三方面具体分析浙江省数字化服务企业的前沿现状与创新探索,最后针对当前数字政府服务企业平台建设及实际服务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优化我国数字政府涉企电子政务信息平台机制、基于高效的政企合作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借鉴参考。     

场景创新：机关事务数字化转型升级思路探析

<正>机关事务行业必须勇当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改革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数字场景应用创新，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层次结构与培育路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对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培育公务员数字素养有其内在的必要性,是破解人力资源难题的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具体来看,公务员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数字精神、数字能力和数字责任四维结构。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公务员数字素养存在着对数字技术理解和认知不足、数字素养的考核缺乏统一标准、区域数字能力不平衡以及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理念促行动,双向发力提升数字素养;做好统筹谋划,夯实数字素养培育基础;健全相关制度,多措并举强化机制保障;加强育才引智,注重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深刻认识和把握数字治理的内涵与实践进展

数字治理是更广意义上的治理,主要是指以数字化赋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建新型治理体系为目标,在政府主导下,平台与企业、社会组织、网络社群、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关事务的制度安排和持续过程。数字治理概念涵盖数字政府治理、数字经济治理、数字社会治理、数字技术治理等,既有“基于数字化的治理”,亦即运用数字化工具、手段、措施赋能现有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又有“对数字化的治理”,亦即针对数字世界涌现的各类复杂矛盾和问题的创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