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的就业留存 ——基于外卖骑手的定性比较分析

尽管新就业形态存在就业不稳定、劳动力流动率高的特点，但仍然有大量从业者长期留存于各 类新就业形态中，其原因值得探究。研究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外卖骑手的就业留 存原因及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影响外卖骑手就业留存的因素包括个人情况、工作现状、压力来源、薪酬 满意度、平台满意度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归纳了就业留存意愿最高的 4 类群体，包括家庭生活压力较大的专 职群体、有丰富经验的兼职群体、家庭生活压力小且缺乏经验的青年从业群体，以及在其他劳动力市场竞争力 不足而被迫选择成为骑手的群体，并对每类群体的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研究认为，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受 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是劳动者综合了多种因素后的理性选择。     

零工经济中个体就业动机探析 ——以北京市外卖骑手为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用餐习惯的改变，数字经济中的餐饮行业获得了较快发展，为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研究基于外卖平台骑手的数据探讨数字零工经济下个体的就业动机。研究发现：大多数外卖骑手表面上是为了追求工作灵活性、经济收益和扩大社交网络而主动选择零工就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平台真正实现这三方面的诉求。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让他们为了谋求生存而被动“挤入”,而非主动选择进入零工就业中。因此，针对劳动密集型平台就业群体，需要深入分析其选择零工就业的真正原因，才能在对其帮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对症下药”和“精准帮扶”。     

数字经济时代工作价值观的多元化 ——认知失调视角下骑手工作价值观变化研究

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以及就业形态的创新，使得劳动者价值观多元化问题逐渐凸显，引发了学 者对灵活就业劳动者工作价值观问题的思考。本研究基于对 53 位骑手的深度访谈，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探讨了骑 手工作价值取向的变化，为推动新就业群体实现体面劳动提供借鉴。研究发现：骑手的工作价值观与传统正规 就业群体存在显著差异，即骑手的工作价值观在构成维度上表现为谋生与发展两个取向；在优先次序上，骑手 的工作价值观更注重工作自主性、收入公平性和职业发展性；在具体内涵上，骑手的工作价值观出现了时间自 由、人身自由等新内容，体现了工作价值观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研究建议：政策制定、平台 管理和工会工作要注意结合骑手工作价值观的阶段性特点，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创新养老保险缴费时段和地点， 探索实施碎片化的社会保障缴费方式，提供便利化的理赔服务，为劳动者营造灵活且安全的工作环境。     

闲暇膨胀与零工经济：自动化何以驱动就业净增

自动化既会带来失业威胁也能创造出新岗位,但是关于上述两种作用的净效应问题,即自动化 是否能带来就业净增,在研究界仍然存在广泛争议。通过建立技术与闲暇同时内生的任务型生产函数模型,本 研究证明了闲暇膨胀和工作弹性增强是自动化技术得以产生就业净增的一条可行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地区经济 数据的计量检验,深化了自动化就业效应的内部分析,即对自动化创造就业的内在过程做了结构性拓展,识别 出自动化创造净增就业的一条可行路径：自动化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闲暇膨胀→技术型零工经济就业→就 业净增。研究建议：应积极推进新业态就业的综合配套保障,提高技术型群体零工经济就业的能力;大力加强 相关制度体制保障,支持基于新技术的“副业创新”;多方鼓励产业交叉,加大自动化就业与消费升级相结合 的力度和深度。     

工作时间质量对员工的影响 ：理论路径与实证检验

工作时间质量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明确了工作时间质量的3个评价维度(工作时长、工作时点和工作时间自主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工作时间质量对员工影响的基础路径模型",揭示了工作时长、工作时点和工作时间自主性对员工产生影响时,三者的基础路径关系。该模型指出,工作时长、工作时点和工作时间自主性均能对员工个体层面的结果变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工作时间自主性能够显著调节工作时长、工作时点的影响程度。研究还利用"2018年中国工作环境研究"的数据,以"工作时间满意度"作为结果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的假设:(1)员工超时工作程度和工作时点非标准化程度越高,对工作时间感到满意的可能性越低;(2)工作时间自主性和工作时间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工作时间自主性负向调节超时工作和非标准化工作时点对员工工作时间满意度的影响。     

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及劳动关系现状 —— 基于北京市多平台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运用北京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对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及应对举措"专题调研数据(1),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要素的混合方法,分析了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的特征以及劳动关系的现状与问题。结果表明,共享经济平台就业呈现出低门槛、高灵活性、去劳动关系化的特点。共享经济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新的工作模式,在帮助劳动者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劳动者可以较为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但同时,共享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劳动关系秩序产生了巨大挑战。传统劳动法律体系不适应共享经济的发展,劳动者与共享经济平台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应引起重视。     

工作场所母乳喂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工作场所母乳喂养问题，不仅事关女职工权益保护、母婴身心健康，而且对我国实施“三孩” 政策后如何平衡企业用工压力与女职工权益保护需求之间的张力，具有现实且积极的研究价值。研究从个人、 组织和社会结构三个层面对影响工作场所母乳喂养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学历对母乳 喂养整体时长与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时长均产生影响；在组织层面，明确的规章制度是生育权益的有效保障； 在社会结构层面，随着产假的增加，其对延长母乳喂养时间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益递减。因此，科学合理的产假 制度和母婴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对促进母乳喂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研究建议，需要在宏观层面解决生育成 本的合理分担，以激发企业落实生育保护政策的积极性。     

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四天工作制”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四天工作制”即一周工作 4 天或 32 小时的工时制度。从 2015 年到 2022 年，在世界经济疲软 衰退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欧洲、大洋洲、北美洲、亚洲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 施了以“四天工作制”为代表的缩短工作时间的试验。“四天工作制”运动的组织和研究者也从经济、劳资关系、 社会三方面提出了理论主张。“四天工作制”运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通过缩短工时的手段，应对资 本主义经济困境的举措，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后劲不足、易于反复的困境。“四天工作制”运动对我国具有两点启示： 其一，应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协调机制，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稳步降低劳动时间，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其二， 在未来继续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上应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置的“缩短工作制陷阱”。     

论隐性加班及其法律规制

管理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升，然而这非但没有使普通劳动者从烦冗的劳动中得到 解脱，反而加剧了隐性加班带来的困扰。在这一现象背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依然持续地承受着工作上的负担, 使其个人生活逐渐陷入物化的处境，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研究认为，在资本与科技的相互交织之下, 法定的工时标准及其民主管理方式逐渐被重塑和弱化，制度的漏洞又在现实中降低了加班的法律保障力度。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隐性加班泛滥的成因。研究建议，对隐性加班的法律规制，应当以规范雇主权力的运行为核心, 妥善处理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合理的加班认定标准，从而促进劳动者工作与生活 的平衡。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现实诉求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大多游离于城市边缘，如何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等正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以青岛市为例，调查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进程中的现实诉求，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发展期望值相应提升，渴望在事业发展层面融入城市社会；关注务工环境与工作条件，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与劳动权益的实现，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渴求精神、情感生活，闲暇时间活动形式多样化，渴望在家庭生活和精神层面融入城市社会。     

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和家庭真实性的链式中介

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不仅对提高组织绩效至关重要,更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从依恋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视角,构建并验证了真实型领导影响员工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模型,具体包括: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     

浅谈职业女性在知识经济社会的自我定位

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并在加速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无疑将促使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发生广泛变化，也将给人们，特别是广大妇女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职业女性如何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向全新的知识型、智能型的劳动者转变，是摆在职业女性面前的一大难题。笔者以为，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立于不败之地，职业女性面临择业、竞争、家庭等各方面的挑战，因而，女性必须要有正确的自我定位，迎接市场的挑战。     

过度教育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过度教育造成了新时期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劳动者"怀才不遇"的现象,但过度教育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是否有影响尚无定论。在既有的从过度教育,教育、工作匹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回顾基础上,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建立定序回归模型发现,无论以虚拟变量还是以连续变量表示,过度教育都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也解决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问题。此外,过度教育对主观幸福感除了有直接效应之外,还会通过影响相对社会等级、绝对收入等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但是直接效应仍占主导。因此,应保障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育,促使高学历人才有效流动和岗位匹配,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全面薪酬满意度能提高零售企业员工工作绩效吗？

以 C 超市员工为样本，探讨全面薪酬满意度的测量及其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员工敬业度的 中介作用和全面薪酬沟通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零售企业全面薪酬满意度由薪酬、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认可、 工作 - 生活平衡和福利满意度五个维度组成；其中，绩效认可、工作 - 生活平衡满意度对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 影响，而薪酬、职业发展机会和福利满意度对工作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全面薪酬满意度五个维度对员工 敬业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绩效认可、工作 - 生活平衡满意度又通过员工敬业度，对工作绩效产生了影响。 再者，全面薪酬沟通正向调节了绩效认可、工作 - 生活平衡和福利满意度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也正向调节了 员工敬业度在绩效认可、工作 - 生活平衡、福利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即全面薪酬沟通程度越高， 员工敬业度的中介作用越强。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六大突破性制度设计

一是规定部分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裁终局”。为防止一些用人单位恶意诉讼以拖延时间、加大劳动者维权成本，《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仲裁环节规定部分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裁终局”，即对因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以及因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等案件的裁决，     

工作时间对城乡就业者健康的影响

工作时间对就业者健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18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和Utest检验方法验证了工作时间与就业者的各项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并计算了工作时间的临界值。研究发现：工作时间与自评健康、心理健康以及慢性病指标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临界值分别为45.075小时/周、35.550小时/周、53.100小时/周,并且在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工作时间与城镇就业者的自评健康、城镇就业者的心理健康,以及乡村就业者的自评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与乡村就业者的心理健康之间为线性关系,城镇就业者的自评健康临界值要大于乡村就业者。研究建议：可以提倡有限度的加班并给予加班补偿;此外,政府应该大力促进就业,尤其是提升乡村就业者的就业质量。     

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就业面临的重大机遇、 主要挑战及对策研究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经济发展、逆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新冠肺炎疫 情不断加大产业链供应链传导压力。研究认为，在全新发展形势下，制造业就业面临着产业链延伸不断衍生新 岗位新职业、传统制造业转型推动劳动者转岗提质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助力提升就业能力的重大机遇；同时， 也面临着国际间在智能制造领域竞争更加激烈、关键核心链条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以及数字经济过度服务 化加大就业风险等主要挑战。为更好适应变化的新形势，研究建议：我国应加强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人才供给 体系建设，把握区域经济合作机遇，提升制造业领域人才竞争力，强化内外循环全产业链协同，推动人才要素 实现有序流动。     

缩短工时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基于工作时间变化的文献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工作时间已经成为不同分支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本研究以西方相关文献 为基础，回顾了多方力量在标准工作时间制度的建立、变化以及向非标准工时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非标 准工时和雇佣关系的相互影响。研究认为，工作时间制度的建立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工业化时代的 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的进步、工人运动和集体谈判、国家立法和监管、后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化和算法革命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工时和雇佣关系构成了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应该摒弃简单的“两分法”，正视工作时间和雇 佣关系的非标准化进程，在灵活化中寻找新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方式。     

抗逆力：一项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的实证研究

抗逆力是指个体在困境中积极克服困难的能力。实证研究发现，流动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较多，并广泛分布于家庭、社区和学校；保护因素较少且集中于家庭，而社区和学校的保护作用相对较弱。虽然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在风险中也具备一定程度的抗逆力，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半数以上的流动儿童具有较低水平的抗逆力，表现出低水平的归属感和自我生活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要建立“家庭一学校一社区”三位一体的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整合保护机制。并重点构建“学校为本”的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抗逆力实务干预模式。     

网络平台就业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机制与实践分析

网络平台依托互联网技术高效配置信息,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形成网络平台劳动力市场。在经典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工作场所分割理论来解释网络平台就业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机制,并借助中国和美国对网络平台就业的调查结果,从就业收入(小时工资)、工作时间以及就业满意度等方面分析网络平台就业的劳动关系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平台劳动力市场突破了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岗位创造的局限性,两类劳动力市场具有互补性。平衡网络平台就业的灵活性和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是分享经济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这依赖于强化行业工会治理能力,以对新型劳动关系的广覆盖重塑工会对劳方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