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观念特征分析及思想引导

老一代农民工进行的是一种地理上的"迁移流动",主要目的是赚钱;新生代农民工所进行的则是一种"社会流动",将打工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的提升。     

我是谁?:流动少年的多元身份认同

在社会环境急剧变迁的当今中国社会,个体的认同不再是赋予和给定的,而处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中。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城中村"流动少年多元身份认同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发现在城乡身份方面,大多数流动少年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但同时也出现了"城市化了的"流动少年。流动少年的籍贯身份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它受到情境和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而在社会表征性身份方面,流动少年并不认同"农民工子女"称谓,对"流动人口子女"身份也提出了质疑。多元异质的流动少年群体可以统合在"外地人"的社会范畴身份之中。     

用脚投票:权利自救下民工荒的一种解释框架

用脚投票是农民工对工资长期徘徊停滞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劳工权益保障缺乏的抗争。民工荒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一次权利自救。依法救济农民工劳动权利,需要完善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济机制、优化农民工权利的行政救济机制、提升农民工权利的社会救济能力、规范和引导农民工正确使用私力救济方式。     

农民工市民化的观念障碍与调适

农民工的经济理性支持他们向城市流动和市民化行为,但由于现实社会的重重障碍和城乡观念的种种分歧,农民工的城市化倾向往往受挫。此外,城市农民工强关系网的建立,加上受到城市冷淡,他们很少参与城市社会活动,自然没有城市主人翁意识,更谈不上产生城市归属感。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市社会和市民要抛弃对农民工既往的刻板印象,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农民工本人也要适度调整心态,增强自我改造意识,争取按照城市规范要求使其观念和行为与市民一致。     

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流动与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前,"先赋性因素"严重地限制着人们的社会地位或工作环境的改变,不仅使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也使社会失去了竞争和活力。改革开放改善了社会流动环境,激活了社会流动机制,推动了社会流动的不断拓展,"获致性因素"逐步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主导因素。社会流动环境的变迁,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矫正现阶段我国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通过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降低大城市落户门槛、推进社会保障的跨区域转续等措施,初步建立起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准入"机制,但农民工从农村"退出"机制的建立尚未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应有关注。农民工从农村"退出"问题的核心是农地承包权退出问题。目前,我国农地承包权退出仍面临着农民退出意愿低下、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代表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完善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应加快农地退出立法,合理确定农地产权归属,建立农地交易机制和农民退地补偿机制,从而最终实现农地承包权的有序流动。     

农民工中党的工作:困境与出路选择

农民工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决定了在农民工中加强党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这项工作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党员管理工作困境、党组织建立运行困境和农民工中党的政策落实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构建农民工党员主体意激活机制、构建农民工党员主体素质提升机制、构建农民工党员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构建农民工流动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构建统筹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和落实党对农民工的各项政策。     

供给侧改革下的工会农民工工作

农民工群体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民工的结构性短缺,及其表现出的以"高流动""水平化"为特征的短工化趋势,既影响到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制约着供给侧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挥工会大学校的作用,推动完善劳动关系机制建设,积极推进农民工职业化转型,积极主动参与推动农民工生产体制的解体。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

金融危机的发生加剧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受到的被动排斥,而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已高度淡化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与归属,返乡青年农民工往往会主动排斥乡村生活,在这种双重排斥的境况下,返乡青年农民工极易成为无"根"的游民,乡村认同与归属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因此,必须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大城镇的吸纳能力,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向城镇分流,同时积极引导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观重塑,重构其乡村社会认同与归属,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及其对阶级形成的意义——一个类型学的分析

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历史进程中抗争行动的表现形式、内容及其性质,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根据组织化程度和抗争的性质初步构建了一个类型学框架,将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划分为四个类型;同时,结合具体的抗争案例,分析了这些初生的抗争行动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可能意义。     

学校类型对农民工子女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影响——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两种主要渠道。本文在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学校类型对于农民工子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接近主流价值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一定的疏离;(2)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3)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于个人前景的预期低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具有更强的挫败感。可见,单纯的教育吸纳对于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作用极其有限。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的断裂现象

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存在三种断裂现象:乡村社会信息系统与城市社会信息系统之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农民工管理组织和大众媒介信息传播之间。由此笔者还提出了信息洞这一概念。     

“偶然”还是“必然”?——从青年劳工维权者的从业路径看草根维权力量的兴起

对农民工的权利保护,是当下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近来学术讨论的热点所在。已有研究中的大部分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维权组织的产生与运作过程,但对于个体的劳工维权者却少有问津。笔者通过分析个体维权者的生命史,发现他们自认为是"偶然"的从业路径,实质上充满了由体制和制度带来的必然性,同时这些结构性因素也持续塑造着他们的维权行动。     

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七省区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并通过建构回归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对文章提出的四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幸福感要弱于第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优势很难带来城市幸福感上的相对优势。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支持因素和婚姻家庭因素对于农民工城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在本文区分的微观层次社会交往因素和宏观层次的福利保障因素上,都能看到它们对于农民工的强烈影响。     

农民工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农民工犯罪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镇的犯罪,它具有城乡流动、经济选择和城镇诱因等特征。研究农民工犯罪应当立足中国实际,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加强实证和理论研究。政府要承担起改善农民工城市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责任,全社会要树立起与农民工一起创造新家园的观念。     

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几点思考

在国际金融危机等综合因素导致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追一步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是解决农民工就业乃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中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着经费、质量、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为此，需要追一步发挥政府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多元化培训体系，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切实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需求。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与消费支出

流动人口约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1/3,对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动态特征,发现近年来流动人口呈现出的家庭化流动趋势愈加突出,而与全国相比,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规模呈现"小型化"特征,随迁子女比例少但随迁老人比例高;同时发现,家庭化的扩展不仅为流入地增加了劳动力供给,而且显著增加了家庭的消费支出,刺激了流入地的消费经济,有利于扩大城市内需,保持长期的经济发展活力。基于发现与分析,可从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提出若干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阶段特征的政策措施。     

民工荒、大学生失业与低技能陷阱

文章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研发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互补的思路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的悖论.由于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研发投资,民工的收入预期无法提高,就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大学生得不到雇佣,另一方面,农民工技能无法提高,企业只有继续大量雇佣低技能的工人来促进增长,农民工陷入低技能陷阱.因此,中国目前的民工荒是一种畸形的劳动力短缺,知识失业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粗放经济增长)的结果,需要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和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