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情”看乡土社会变迁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由于乡村与城市的社会结构差异，乡民们对“人情”的理解与做法与城里人也存在很大不同。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人情”也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且演绎出乡土社会都市化的变迁轨迹。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农村人情消费

农村人情消费是指农民用于人情往来的费用。人情往来模式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们通过礼尚往来,表达情感,维持社会联系,换取社会资源。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农村经济形势的向好,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交际圈逐渐拓宽,参加社会活动日趋增多,导致名目繁多的人情消费出现。这对农民造成物质、精神双重压力,同时影响农业生产,但农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情消费。     

全球化视野下社会建设的“中国问题”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国家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得社会建设领域具有了多方面的全球化性质。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中国问题"不再是孤立的"中国的问题",在社会建设中要以全球化视野作为我们考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日趋完善,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中国经验",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社会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一、几种表现中国模式,意指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独特发展道路.这一话题,缘起于2004年5月美国经济学家乔舒亚·库伯·雷默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尽管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没有引起太大回应.但是,西方社会讨论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功经验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相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诞生60周年等重大节点的到来,以及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西方讨论中国模式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马克思异化理论视角下的“低头族”现象探析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主要分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在"低头族"现象中也体现的日益明显。想要将人从这种"低头族"现象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则需要:首先,提高人们对异化问题的认识水平;其次,丰富人们的生活,从单一化到多元化;最后,提高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总之,就是要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西方左翼对“交往新异化”的全景式批判及唯物史观反思

数字资本时代,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实现了对劳动方式的智能重构,数字化的劳动方式直接导致了“交往新异化”。面对现实,西方左翼学者从数字化生存下人的生命政治新形态、数字劳动和新异化现象等方面对“交往新异化”展开了批判,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交往新异化”的诸多面向。然而,这些批判大多局限于视域狭窄的表象剖析和伦理判断层面。为深化对“交往新异化”的认识,理应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下,以“交往异化”为分析批判范式,借助唯物史观阐明“交往新异化”的外在面向,揭示其深层本质,破除西方左翼关于“交往新异化”批判的诸多神话叙事。     

领导干部“就是要不讲人情”

“各位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们,在红包问题上要警惕啊,不要以为那是红包,那里面包的是毒药啊……有人说不收红包有点不讲人情,我说就是要不讲人情,你对他一个人不讲人情,体现的就是对群众讲人情。”日前,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在一次工作会上再次强调,年终岁末要警惕送礼风,领导干部坚决不准收受红包(见2004年12月25日《天府早报》的《“红包里包的是毒药”》)。     

领导干部跨越“人情陷阱”的智慧与策略

从近年曝光的腐败案件中不难发现,大部分违法乱纪的官员都栽在“熟人”关系上,人情成为他们逾越不过去的“陷阱”。事实上,人情本无错。人情是人与人之间纯粹、美好、质朴的情感。但是人情又隐含着腐化变异的风险,当她参与物质或利益交换时,那些附着在人情上的种种消极属性已然扭曲了人情的原貌。这时候的人情,其功利性、隐蔽性、诱惑性和传导性凸显,或是掩盖非分企图的遮羞布,或是覆盖在投机者设下的情感陷阱上面的伪装物和诱饵,领导干部应有所戒惧。     

“大思政”教育视野下的大学生德育时效性分析

在"大思政"教育视野下,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使大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是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在德育工作中,德育实效性尤为重要,在本文中,主要是分析"大思政"教育视野下的大学生德育实效性问题。     

“身体抗争”现象的类型分析

当前我国的"身体抗争"现象分为常规型和非常规型两种,常规型"身体抗争"主要有底线选择型、策略选择型、泄愤型,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则主要有政策触发型、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型。所有的"身体抗争"都是以肉体以及依附肉体的个人生命或人格尊严为载体,通过抗争来维护和捍卫自身或群体利益。不同的是,常规型"身体抗争"大多是围绕个人问题展开的,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更进一步,由于所呈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所以能够引发社会公众及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在解决特定抗争问题的同时,促使政府解决同类社会问题。     

作为村庄纠纷处理人的乡村混混探析——兼论小戚族的村庄基础

传统的观点认为,有乡村混混介入就是乡村社会灰色化,乡村社会灰色化就是乡村混混或者混混式的行动捣鬼的结果。在对乡村混混作了学术梳理后,通过个案分析表明,乡村混混与乡村社会灰色化并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重新认识了原子化村民的行动逻辑,并且试图用"小戚族"的概念详细解释有乡村混混介入村庄纠纷事件的处理逻辑,从而指出可能存在乡村混混的"身份"与"角色"之不统一。     

社会保障资源安排中的逻辑与政治——以华北一个村庄为例

采用"质的研究"方式,对社会转型期华北一个村庄内各种保障或救济性质的资源安排进行了微观分析。相对于宏观政策层面的简单与明晰,正式的社会保障资源在农村社区的分配与利用过程中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都更为丰富,如作为消解其他政策和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工具,或演变为被争夺的竞争性经济资源,或将动态的保障制度异化为长期的养老保障,或作为维稳和社区治理的一种政策性工具等;这些变异一方面有悖政策初衷,使得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另一方面也可能侵蚀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而多元的现实,更具规范性、透明性和参与性,这也要求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厘清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尽可能避免进入政策资源异化与资源补偿型维稳的怪圈。与此同时,非正式的保障资源或社区内部的某些安排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的政策性资源的缺位或短缺,而如何将正式的保障政策资源与社区的、社会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     

“异化劳动”范畴的双重向度论析

异化劳动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或伦理概念,具有生命向度,它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历史向度。而生命向度与历史向度的连接点便是辩证法,辩证法超出了方法论的界限,构成了异化劳动范畴的问题结构。通过对历史的辩证把握,在历史的进程中,生命实现了自身的否定和超越,趋近于生命的自我实现;通过对历史进程中生命现象的辩证把握,历史获得了主体性的意义和价值。二者是本质同一的。只有总体性地从这双重视角切入,才有可能窥见异化劳动范畴的真实内涵以及其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与有效性初探

本文从社会结构、建设主体、建设资源、乡村文化四个维度,提出了一个乡村建设的尝试性分析框架。通过梳理我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特征,进而从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衡性、行政管理事项强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建设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新中国的成立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分水岭,乡村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和农业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乡村建设的两次转折点,为乡村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更需要在国家资源、权力下沉与乡村社会的自主治理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之比较研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建设与评估也开始成为社会监管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对政府能力概念和要素的研究,借用Nelissen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理论,结合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机构现实能力的要素分析和"行政储备"理论对机构潜在能力的要素分析,构建起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一套评估的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潜在能力中的财力和人力因素对现实能力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地区财力对监管机构现实能力的影响较之人力因素要大,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各地药品监管机构的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那些现实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而言,现阶段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管和农村地区医药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对于潜在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来说,从"专业化、程序化和独立性"等方面提升机构整体的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     

浅析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在马克思逝世后近半个世纪才面世,但其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起步于主体能动性,通过对国民经济的批判得出人的类本质异化和复归的批判逻辑。旨在通过阐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为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予以借鉴。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The relevance of Ricardo's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the design of trade policy by developing and socialist countries is the subject of heated argument, particularly among Marxists who have yet to produce a satisfactory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based on value analysis. The debates among economists in China on their country's ‘open-door’ policy reveal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entral and related issues. Besides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exploited and becoming dependent on developed economies, on which theorists of unequal exchange have sounded a good many warnings, developing countries also face other problems and dangers when they allow themselves to be guided by Ricardo's doctrine in conducting external trade, a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1979–85 vividly demonstrated.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an interpretative summary of the debates among the Chinese economists and then analyses what went wrong in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From Village Election to Village Deliberation in Rural China: Case Study of a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xperiment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has expanded from village elections to the institution of village deliber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would necessarily involve a number of trial studies on village deliber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one villag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xperiment in Bianyu village, Wenl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t provides a basic background to Bianyu village,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the experiment, and examines its outcom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spects for villag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