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新时代十年来,中国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同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党的二十大在全面总结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现实逻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明内涵。唯有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方能变革思维方式,方能使各项事业稳步适配中国式现代化,走现代化强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共生理论视角下灾后社工服务组织可持续发展探索——以汶川震后社工服务组织为例

从生物学的共生理论视角分析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共生关系的建立,社工组织与政府共生系统的形成动因与运作模式,明确指出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形成,是灾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与政府共生模式的发展目标。然而从长远来看,灾后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必须秉持公益目标、争取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多维的社会资本、规范自己的组织行为,才能获得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可持续性发展。     

网络舆情自组织演化机理探析——以药家鑫案件为例

近年来学术界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缺乏对其演化机理的系统研究。从药家鑫案件来看,网络舆情具有自组织的演化动力、演化路径、内部诱因、演化形式和演化过程等特征。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应保持网络舆情的开放性,促进监管在网络舆情中的消融,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效防止网络舆情突变,使其朝着健康理性、体现民声的方向良性发展。     

当代青年网络学习的自组织特征

广义的网络学习可以指一切网上的信息浏览或发布,狭义的网络学习强调为完成某项任务进行的专门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青年自组织有其突出的特征,而在这种自组织中,当代青年的网络学习也个性鲜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借鉴、生态反思和实践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它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并以西方国家的生态改良为镜鉴,同时合理吸收了中华传统的生态文明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导向,践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态超越。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开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略论网络舆论的组织与白组织及其启示——基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的分析

从机制考察可知,网络舆论是在人为组织作用下自组织生成、运演的动态“活”系统,其核心作用因素是网民的一定历史时代下的价值取向、意愿诉求和思维水平。明确网络舆论的这种生成机制,对采取恰当有效的调控对策大有裨益。     

组织? 抑或不组织? ———从中国组织农民的模式演变探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组织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将农民组织起来正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新中国历史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变迁。由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模式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形式,其可迅速完成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问题,但却会引致产权不清、激励不足等问题;相反,由市场主导的农民组织模式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形式,但往往会出现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而需要政府的介入、推动。因此,在当前保持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由市场主导、政府介入的农民组织方式应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网络草根组织的生发机制探析

张志祥在《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撰文认为，在公民社会浪潮的推动下，利用大众参与的力量，形形色色的NGO逐渐呈现在中国公众视线中。而伴随着整个社会志愿精神的扩散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基于互联网开展工作的网络草根组织开始大量涌现，并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对网络草根组织生发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对其组织形态和运作机制的把握。     

荷兰的农业知识普及网络和农业合作组织

荷兰的版图面积仅为4.1万平方公里,约为北京市的2.5倍;人口1630万,仅比北京市常住人口多10%。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荷兰     

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困境探析

金毅在《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5期撰文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包括以“新意见阶层”为主体的网民、以网络意见领袖为主体的网络政治精英和以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共同的利益诉求而结成的网络政治共同体。他们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参与理念、参与能力和参与方式的困境。参与理念困境表现为民主参与理念与追求利益之争的冲突,参与能力困境表现为实现网络权利与现实数字鸿沟的冲突,     

论网络青年公益组织的发展——基于广州市B组织和W组织的对比

网络青年公益组织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青年人发起,用无偿或优惠条件向青年人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公益形式,此类组织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政策监管不到位、运营人才缺乏、专业化程度偏低、自我造血功能不足、资金链短缺等共同困境。对比分析B组织和W组织的运行成效,从"内部流程""学习成长""顾客满意度"三个指标来看,B组织的运行更规范、成效更明显、满意度更高。究其原因,B组织的造血能力更强、人员结构更合理、人员分工更加专业、产品运行模式更具有吸引力。为进一步提升网络青年公益组织的运行成效,应发挥好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作用,强化组织自身的自我赋能与自我管理,强化社会监督与营造良好氛围。     

市场化语境下的民族手工艺品——产业特性及生产组织方式选择

在市场化语境下,民族手工艺品的产业特性发生了转型,无论是生产目的、消费主体还是依存环境都有重大改变;手工艺品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它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方式选择应该依据市场来决策,在大规模复制和个性化生产的悖论中,手工艺品的产业规模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产业的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并非是单一或固化的。     

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组织化实践——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典型调查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了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给予了农户最大程度上的生产自主权和产品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农户生产规模受限于自然人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家庭规模,存在生产技术水平低、专业分工水平低和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三低”状况,为了克服这一矛盾,80年代中期以后,广大农民群众在坚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兴办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根据我们对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典型调查研究认为,要办好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二要以农民为本,让农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三要有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能人和大户当领头人;四要立足于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打造特色产品和品牌价值;五要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生产基地创办现代农业企业;六要各级政府全面组织、指导、扶植农民。     

政府引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专利技术产业化组织模式研究——以广州为例

专利技术产业化时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组织模式的采用对于促进专利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政府引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专利技术产业化组织模式需要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等“官产学研资介”的密切结合,共同推进专利技术产业化.     

组织、纪律、作风——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视角下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一场对青年成长道路的科学规划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组织纪律性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性,确立民主集中性的组织原则,树立了绝对服从党和人民的严格纪律原则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并走出了一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正确成长道路。我们要站在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视角下来看待和审视整风运动,继承和发扬整风时期青年成长培养的经验,促使对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更加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体的优良作风。     

农业现代化与三农问题——访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

正李昌平,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2013年11月5日做客"一校两院"大讲堂并接受本刊采访。本刊:李教授,您是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2000年3月,您上书朱镕基总理,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您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关注,是否源于您在基层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感受?     

网络危机事件中非政府组织的新媒体公关策略——以“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危机”为例

以"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危机"为例,回顾了因"郭美美"微博炫富照导致的中国红十字会长达半年的舆情危机传播事件发展历程,并运用危机公关5S原则对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公关的应对情况作了评价;梳理了危机发展过程中红十字会应对危机的基本走势和实际效果,总结了危机舆情呈现出的信息扩散多元化、信息互动共享快以及信息传播失真等发展特点;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应对网络危机的新媒体公关策略,即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在危机潜伏期进行舆情信息的收集,在危机发生后进行危机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在危机恢复期进行公关传播活动以重塑非政府组织的正面形象。     

邻里网络:自组织的社会结构——解读城市社区自治的一种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自治应该包括社区内组织间的自组织网络、社区内邻里间的自组织网络。但目前,社区内各种组织之间的权利关系处于被组织阶段,社区邻里网络处于自组织发育阶段。社区发展取决于政府改革,政府适应国家、市场、社区之间功能分化的需要,才能走出全能政府模式的困境。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模式选择、现实挑战与构建路径北大核心SSCI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是风险关联性、要素流动性、系统复杂性、区域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界公共危机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科层制模式对其治理存在失灵现象,而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组织间网络模式成为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选择。然而,组织间网络具有独特优势和可能缺陷并存的二重属性,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冷静思考。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在科层制组织结构惯性影响、网络成员目标不一致、网络成员间协同、信息共享、社会主体能力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基于此,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应从风险认知、结构优化、过程控制、制度发展四个维度,采取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调适以应急管理部为核心的综合性体制、形成均衡的全过程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系统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