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度、权力监督与高校腐败治理

<正>如何治理高校腐败?以反腐经验而论,在当前高校纪检监察、校园媒体等内部监督机构和载体因受制于管理体制而无法充分彰显其监督效能的情况下,高校最为便捷、最为可行、最富成效的腐败治理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增强办学权运行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普通师生、社会公众、社会新闻媒体等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构筑起阻断高校权力寻租的"防火墙"。透明度问题在遏制腐败措施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一旦把权     

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困局与破解

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就是利用外在于自侦部门的力量,对职务犯罪侦查全过程进行监察、督促和制控。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面临实践上的困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易形成利益关系,监督方式选择上的矛盾,监督效力大打折扣,"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难以解决。破解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困局的思路是:更新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理念,正确处理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主客体的利益分割关系,建立自觉自洽的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运行机制,强化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的效力。     

基于控权理论的党内监督:巡视制度

控权与保权是党内监督的两个方面,党内监督既是对权力的控制,又是对权力的保有.既是一党执政体制下执政党自我的民主政治控制行为,也是党委领导体制下执政党维护权力的长效行为.作为下行武党内监督方式的巡视制度,以控权作为其制度设定的基点,同时亦维护党委领导体制的权威性,实现权力的良性运行.     

完善政府管制的思考

我国政府管制中仍然存在着对管制者本身管制模糊,力度不够的现象;管制制度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管制者间存在规制权争夺,部门间存在利益冲突,社会公共利益被置之次位等问题。解决的方法主要是:借鉴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来解决政府失灵;政府监督市场与市场监督政府并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角色交替互换;行政管制与行政法制同时改革。     

电子监察在预防腐败中的应用——基于青岛市的案例研究

电子监察是指行政监督权力的主体,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再造权力运行流程,规范和监督权力行使,以实现提高行政效能和预防腐败的目标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监察,电子监察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丰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涵和效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预防腐败。构建"电子监察预防腐败分析框架",要从清除腐败的权力基础、减少腐败机会、弱化腐败动机这三个方面着手,利用电子监察、电子政务等科技手段清理行政权力,消除腐败的权力基础;规范权力行使,减少腐败机会;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弱化腐败动机。青岛市电子监察在预防腐败方面存在着预防腐败的领域和层次不够全面、依然受到现行监察体制的制约和缺乏全面的绩效评估三方面的不足。因此,青岛市电子监察还需要拓展预防腐败的领域和层次;改进监察点设置,优化权力监督;完善廉政监察体制;构建电子监察绩效评估体系。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实现路径

正科学界定权力边界当务之急就是要依法将各种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优化权力配置,让各种权力之间权责清晰、责任明确,消除制度腐败和制度失灵,真正将权力规范起来,使之合乎制度的要求。一是党内分权。党内分成决策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三个不同的机关,还权给党员,党员就有了权力,党内民主就能存在,党内监督就能强化,党员就能成为各级党组织的     

浅论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及预防措施——以监督的视角研究

权力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很容易为直接行使权力者制造三个腐败空间:一是决策权空间,二是制造稀缺资源权空间;三是拖延办事时间权空间。公权力腐败与反腐败,已被我党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将浅论公权力腐败的危害,并进而重点从监督层面探析公权力腐败的成因以及如何加强监督在预防公权力腐败中的重要作用,以望能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一些理论上的支持。     

论权力监督的理论逻辑及其机制建构

<正>权力货币化具有内生性,权力具有自发地与货币交换的原动力。如果失去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由于权力货币化产生的推动力,权力异化不可避免。或者即使建立了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异化的力量(如内部人控制)强于监督的力量而使得控权失灵,权力货币化仍然要发生,权力异化也就无法消除。因此,防止权力异化的根本     

强化程序控权与防治政府采购腐败

程序控权乏力是导致政府采购腐败的重要原因,目前政府采购在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主要包括:采购程序规范不统一,招投标程序设计不当,缺乏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程序。防治政府采购腐败应坚持的程序性原则包括: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强化程序控权有效防治政府采购腐败的途径是:决策、执行、监督程序分离,规范政府采购审批程序,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优化政府采购公益诉讼程序。     

国有产权模式的激励和制约难题及其解决办法

国家对委托代理人和企业经营者提供的激励费用无法超过他们可能获得的腐败收益,监督者承担的监督成本和放弃监督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获得的监督收益。因此,应适当提高国有资产监督者和经营者的激励待遇,降低群众监督成本提高群众监督收益,加大对非公经济的监管力度,严格规范非劳动收入。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的实践与思考

权色交易是一种权色交换的需求买卖关系。权色交易腐败,本质上是出卖国家公权以换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权色交易腐败给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家庭造成巨大危害。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省通过廉政宣传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制度机制创新等途径,为有效遏止权色交易腐败行为提供了路径参考。江苏治理干部权色交易腐败的经验启示我们,真正遏止领导干部可能存在的权色交易腐败行为,还需要深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严格党纪党规,注重法律惩治,透明公权使用,重视异体监督。     

论监督过失理论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适用

当前司法实践对于食品犯罪的认定存在重刑倾向。通过对食品监管渎职罪法理基础的梳理可知,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监督过失理论时,行为人仅负监督过失的责任,而不承担管理过失责任。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应当限定为在食品安全监督业务中享有具体和实际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价值基础在于罪责自负原则,因而行政机关监督过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有别于企业组织体内监督、管理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时,从因果关系角度考察,应当将被监督者故意实施犯罪与基于可信赖的被监督者之行为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非法定免责事由。     

实际政治实力提升、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一个改革逻辑北大核心CSSCI

权力结构失衡是权力腐败的根源,集权体制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总病根"。制约权力腐败,首先要构建理性的权力结构,以权制权,然后以权力结构理性助推包容性制度建构,用制度控权。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具有逻辑同构性:权力主体力量平衡既是权力结构理性的保障,又是包容性制度的核心。通过提升实际政治实力来带动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构建。捋顺三者关系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逻辑前提。     

实际政治实力提升、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一个改革逻辑

权力结构失衡是权力腐败的根源,集权体制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总病根"。制约权力腐败,首先要构建理性的权力结构,以权制权,然后以权力结构理性助推包容性制度建构,用制度控权。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具有逻辑同构性:权力主体力量平衡既是权力结构理性的保障,又是包容性制度的核心。通过提升实际政治实力来带动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构建。捋顺三者关系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逻辑前提。     

切实把县委书记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县委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纵向领导体制架构中起着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不仅地位独特且权力较大。近年来县委书记成为了腐败的高发层、重灾区,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担忧。从数据和案例透视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体制机制根源主要有:权力配置不够合理、权力监督不到位、权力运行不透明。因此,要切实把县委书记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需科学配权,改革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体制;适度分权,规范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机制;严格监权,创新县委书记权力监督制度;阳光晒权,建立县委书记权力透明运行机制。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关于我国现行法律监督体制改革的探讨

我国现行的法律监督体制虽然体系完整,但实效不大,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改变加强法制监督的思路,要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之下,合理地配置国家权力,充分发挥各权力部门权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和,以减层层设立监督机构耗费的社会成本,提高法律监督的实效,抑制权力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腐败与遏制腐败的法经济学思考

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从成本一收益的角度看,可采取如下对策：削减公权,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降低监督和惩罚腐败的社会总成本;加强事前管理,提高腐败产生的风险成本;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提升腐败者的受惩成本;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强化职业道德和责任感,提高腐败行为的心理成本。最后,要理顺监督体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     

廉洁文化治理腐败的作用机理

<正>腐败的实质在于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以谋取私利,表面上看来是权力侧的问题,以致长期以来反腐败的理论聚焦于以权力为直接目标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往往因“内部人陷阱”导致控权失灵,因为实际上腐败发生的根本在于运用权力的“人”。显然破解对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建立“人”“权”并重的“正人治权”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正人”来实现“治权”。以“人”为反腐败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根本要素,在决定“人”现实行为的种种因素中内因才是决定性的。长期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中聚焦于“权”而忽视了“人”,使得围绕“权力”设计诸多精良的控权措施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利益冲突无法根本消除。欧美国家的实践也说明了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而是“人”,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将管理利益冲突的制度制定为法律,强化利益冲突行为的惩戒机制、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组织保障机制,他们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点”,而是官员的财产、经济行为等个人利益。     

人格塑造与“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的破解

<正>当前"一把手"权力监督难的原因,除了制度的缺陷,还有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人格心理障碍的影响。具体来说,在"一把手"权力监督过程中存在着以下人格障碍:第一,自大型人格。这一类型人格集中体现在"一把手"身上。"一把手"由于地位高、权力大,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觉悟水平高、能力强、本事大,不会犯错误,认为监督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不尊重,因而对监督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和拒斥。自大型人格貌似是对主体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