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全球体系的必要性。全球体系内中美相互依存上升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建立新式战略稳定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条件。中美战略文化的博弈和磨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路径。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也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美两国间的协调和合作既有有利因素,也面临严峻挑战。两国现处于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处理得当,这也将是中美合作的长期融合阶段。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保持良性竞争,推进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分歧,建立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与各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理论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包括安全、外交、经济三个领域的全面战略,宗旨是牵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中美领导人一致同意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先前具有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正在出现微调现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是两国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寓意

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我们理解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上有何分歧以及如何解决分歧,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中国人和美国人具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来说,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美国人则更擅长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中美成为两种非常不同的国际行为体。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既是两种行为方式的博弈,更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较量,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着眼于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要学会换位思考,而且应以对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对方的战略行为,不断提升战略互信。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中美军事关系:多多走动,层层解“疑”

总的来说,军事关系是中美总体关系的"短板"。双边关系的预期性和透明性,有益于中美摆脱"战略互疑",有益于建立"前所未有,但启来人"的新型大国关系。5月4日,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刚落幕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新书架

<正>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王缉思编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本书是王缉思教授领衔撰写的论述中美关系未来前景的政论著作。本书指出,中美两国能否避免对抗,实现稳定的合作与发展,不取决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本书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融合内政、外交和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本书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思路,对于加深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思考颇有助益。     

左右逢源还是进退两难:朴槿惠时期的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

随着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加剧,这一地区的国际行为体以中等国家为代表展开了一系列的两端外交,并将在中美间实现左右逢源作为最优的战略目标。以韩国为例,其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就是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它受到韩国灵活平衡战略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它是当前国际体系鼓励的战略行为;再次,它是韩国国内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共识;最后,它是朴槿惠总统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对于中等国家来说,实现左右逢源的两端外交需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缓和的两极体系结构,自身充分的战略价值,领导人的战略胆识和外交技巧,克服两端外交的负面效应以及管控各端关系中的冲突因素。具体来说,在战略实践和外交操作方面就包括灵活务实、议题主导和大国关系的积极第三方等核心要素。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等国家实施两端外交,有助于避免双方为争取后者而展开恶性竞争。与此同时,这种战略尝试的成功,也将使得中等国家乐于在中美间扮演积极第三方的角色,从而发挥某种外部战略稳定的作用,进而促进中美间宏观战略环境的整体优化。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战略三角关系已经不再适合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俄罗斯相对力量的下降,使得旧式的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是中美两极秩序。但与以往的两极秩序不同,中美两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紧密,这将会导致一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的新型三角关系的产生。与战略三角关系不同,新型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既不是俄罗斯,也不会是其他大国,而是一个由众多的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以"后现代的三角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非常具有"民主化"的特征,是一个比历史上的各种三角关系更为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型三角关系。     

积累正能量——习近平对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思考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尤其是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代表,中美两国如何避免因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道路差异等因素诱发战略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关注的焦点话题。习近平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从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处理中美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等。习近平的论述为新时代中美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对发展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中、美、俄对此地区的战略关注不断加大: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中国在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交汇和战略互动不断增强,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与互信达到新水平、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同时,中美俄关系的深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亚太的发展为中美俄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三国应持续扩大现有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创造新的利益交汇点,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矛盾。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

在研究新兴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文章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大国崛起战略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动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选择国内战略 定位中美关系

国内战略取向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过去40年,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契合是中美关系取得突破、发展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当前,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差异,也是中美关系面临范式性转折的重要原因。下一阶段中美如何选择自己的战略、如何认知对方的战略,将是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