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资料检验在民事案件中的应用

视听资料在刑事案件侦查、民事案件诉讼、纪检监察案件调查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它是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而出现的新的诉讼证据形式,当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时,对它的来源、真实性以及内容的分析和鉴别,是刑事科学技术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视听资料检验在民事案件中的应用。     

检察机关应当创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又称刑事证据交换,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由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刑事技术人员参与重特大案件侦查讯问工作的可行性

刑事技术人员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主要扮演现场勘查、证据收集、为诉讼提供证据的角色,而刑事侦查人员主要扮演现场走访、调查和讯问的角色。两者在案件的调查、取证、走访、讯问过程中缺乏及时的沟通,现场证据在讯问过程中的使用率较低,未能充分发挥刑事技术在整个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刑事技术人员有必要参与重特大案件的侦查讯问工作。     

论行政程序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应用——以行政程序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为视角

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益,使经济案件证据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在行政程序证据的应用过程中,只有区分行政程序证据和刑事证据的差异,重视将行政程序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注意不同类型证据在转化过程中的问题,才能实现对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缺乏力度,知识产权案件犯罪化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上存在缺陷。应当强化公诉主导的诉讼模式,加大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处理好知识产权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行政保护与刑事司法保护的衔接,区分不同证据标准,完善证据规则。     

试论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几个问题

按照目前我国的反腐体制,党员、公务员的违纪行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达到犯罪程度的移交司法机关办理。由于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性质不同,这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刑事证据。言词证据的转化实行实体和程序双重审查的方法,实物证据的转化只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秘密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实行例外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调查陷阱和私人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     

论边防缉毒情报的证据转化方式

边防缉毒情报不同于其他类型情报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涉诉性质,最终要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关键点是如何将边防缉毒情报转化为诉讼证据,因此,证据转化方式是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核心。"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作为破获毒品案件的典型方式,与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辅助方式一样,最终都是为了边防缉毒情报向有效证据转化而服务。三种方式在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关于纪检监察证据司法衔接的思考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司法证据的基础是两者的共性。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有利于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和提高诉讼效率等。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应遵循全面转化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纪检监察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规则。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建构

刑事证据展示对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该制度目前所存在的立法缺陷,论证建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原则及证据展示的内容、时间、地点等若干具体问题。对建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可能遭遇的障碍逐一进行探讨。     

食品安全执法证据标准的构建思路——基于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的思路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危及广大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食品安全的执法证据标准比较模糊,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食品安全案件会涉及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转化,而证据是程序的灵魂,程序的转化必然伴随着证据的转化.因此本文基于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的思路,来探讨食品安全执法证据标准的构建,以期对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化,加强食品安全案件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实现食品安全案件在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高效高质移送和对案件的准确处理能有所帮助.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真实依据,也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全部的刑事诉讼活动都是围绕刑事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的,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在证据的收集、证据的正当性、证据采信、证人作证等方面存在不足,在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则。     

论公诉案件的法庭举证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是指在法庭主持下,由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对其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说明、展示和论述其证明力的诉讼行为。公诉案件中,法庭举证的主体为:公诉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举证的对象为:证据;举证的方式有:连续性陈述、发问、宣读、出示、播放等;举证行为由证据的说明、证据的展示和对证据所证明对象的论述三部分组成。举证和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制度不同。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量刑程序完善研究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本质要求,实现庭审实质化必须完善量刑程序。我国量刑程序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法律思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裁决具有较大影响力、未充分体现刑事辩护的价值等问题。需要将定罪量刑程序予以有效区分,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确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拓宽量刑信息收集的渠道、用证据增强说明力,吸收被害人对量刑过程的参与、尽可能还原案件真相才能切实改变庭审虚化现象以期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     

证据能力:一个不可忽视的辩角

证据转化为定案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证据能力 (或曰证明能力 ) ,二是证明力。在刑事辩护业务中 ,律师之辩护意见往往拘泥于案件的定性是否正确 ,证据数量是否充足 ,证据内容是否真实 ,证据内容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关联等 ,即证据的证明力。极少有律师会注意到证据的来源、取得方式、表现形式等是否合法 ,即证据的证明能力。诉讼实践中 ,辩护人正可从证据形式瑕疵这一证据能力问题入手 ,找到控方控诉犯罪证据链的断裂点 ,从而取得辩护的成功。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认罪认罚从宽改革视阈下"刑拘直诉"制度之重塑

为了顺应全面推进刑罚"轻缓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趋势,司法实践针对轻微刑事案件,有必要提倡刑事诉讼程序速裁化,实现"公正为本,效率优先"的诉讼思维理念.因此,为了解决当下未决羁押期限过长所导致的严重侵蚀效率与公正诉讼原则的诟病,同时也为了消解诉讼阻碍案件证据收集和法院存在"以押定刑"晦涩作法的问题,我们应当重塑刑拘直诉制度模式.在刑事拘留阶段,着重考虑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直接跳过刑事逮捕羁押阶段,在公诉阶段贯彻法定从宽处罚理念.     

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监察法》第33条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随着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一些基础性、制度性问题凸显。为了顺利解决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首先需要准确界定监察证据的概念和类型,其次需要正确解读《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的立法目的、立法内容。必须指出的是,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解决的只是证据准入问题并不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审查证据的办法来保障监察证据的规范调取、正确使用。     

从佘祥林案件透析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

佘祥林案件集中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理念性和制度性的缺陷,尤其是证据制度的问题比较多。在这些方面应当加强立法,倡导诉讼文化理念的变革和更新,加强资金和技术投入,改进和强化刑事侦破的技术手段等。逐步克服传统弊端,避免佘祥林之类冤案再次发生。     

试论退回补充侦查及其法律要件

退回补充侦查,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发现案件中存在需要进一步侦查的情况,由负责案件审查的机关将案件退回原侦查机关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证据的诉讼制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退回补充侦查包括审判机关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     

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的若干问题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通过办理逮捕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在保障侦查活动依法进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不为社会所感知。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也还存在监督权威和监督作用彰显不够的问题,侦查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恰好在检察机关监督属性的彰显和监督刚性增强方面具有独特功能。这一侦查监督方式能够发挥独特的监督作用在于其具有以司法原理和比例原则为内容的理论基础。这一监督方式运作过程中在确定案件事实方面所依据的证明标准是层次性证明标准,这与诉讼案件中的一般刑事证明标准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