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社工

现在,王鼎是青少年事务社工,在全部由社区青少年组成的"阳光部落"团支部成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从前,他自己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社区青少年--高二辍学后独立生活,没有固定的工作,游走在社会的边缘.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实现策略研究

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是改革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三社联动"机制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的问题包括"三个主体如何产生、每个主体承担何种责任、彼此间如何联动".引入社工、培育社区组织、推行"两务分离"、实行"社区事务工作坊"是"三社联动"的实现路径.     

社区矫正的属性及其契约化规制

社区矫正的属性决定了社区矫正契约化的空间。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看,社区矫正是国家和社会力量根据社会契约有效管理社区矫正事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矫正效率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活动。因此,社区矫正在表现形式上是行刑法律关系、行政管理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复合,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组织形式,一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结构形态,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行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政府"应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是社区矫正政策的制定者,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是管理职能;社区矫正参与者则是政策实施的"划桨者"。社区矫正的公共管理属性使得社区矫正治理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刑事强制力作后盾,由社会力量为罪犯提供矫正服务的二元体制。     

乡镇政府决策的主要特点及对策分析

中国农村社会生活行政泛化的特点，使得乡镇行政决策成为各种政府决策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行政化特点在乡镇行政决策中表现得非常突出：1．行政决策的普遍性。针对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乡镇政府必须以各式各样的政策进行统一规范。而农村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使得乡镇行政决策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共政策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乡镇政策一旦制定出来，就会对许多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影响。农村公共物品还具有强制性，消费主体必须强制地接受消费，不论个别主体是否具有这个意愿，都必须遵从。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公…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会共识困境与重塑研究

精准扶贫是当前农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受制度、市场、利益、价值和社会预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发了农村居民在价值判断、社会认知、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评价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分化,农村不同群体之间的"裂痕"和农村社会共识的困境逐渐显现。因此,在精准扶贫中,通过推动社会整合、培育不同群体形成合理的社会预期、增强农村社区的归属感,是推动贫困村形成社会共识的重要路径。     

“理解性吸收”政策与“理性偏好”行动: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逻辑机理分析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基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差异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实践中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有时这两种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在不碰触国家底线基础上,地方政府会结合自身利益"理解—消化—吸收—转化"国家政策,然后再产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各自利益偏好,上级政府借助科层体制将任务"理性"分解到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会借助政府权威逐步将成本转嫁给乡村社会。最终,实践中国家政策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正是当代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逻辑,也是转型期国家公共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所在。     

创建“无毒社区”的措施及方法

创建"无毒社区"应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齐抓共管、预防为主、分类指导为基本原则。具体措施及方法是: (一)开展无毒社区的建设。 "社区"是指一定范围的社会区域。具体讲是指:由居住在某一地方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     

村民自治：误区与修正

作为村民自治典型代表的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担当了村级政府的角色，负责管理所有农村社会事务，但目前农村实际上存有表现形态多样的村民组织，各村民组织设立目的差异必然致使其承担管理相关农村社会事务的职能，所以，实务中赋予村民委员会全面管理农村所有事务的村级政府模式与农村社会现实不符，应通过由各村民组织全体成员管理各自事务模式予以践行村民自治，以村民委员会为对象研究村民自治也就无法有力地解决村民自治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症结。加之，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经验而进行的农村社区试点建设中出现了农村社区职能与村民委员会职能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复的现象，如此，就必须在废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基础上，再准确定位践行村民自治的各村民组织适用的法律。需注意的是，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制以及跨城乡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作为城乡二元分离产物的村民自治必将成为历史。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正式组织的角色功能——一个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从农村基层社区正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模式实地调查来看,农村社区组织对社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承担着一种综合的、非专门化的角色功能;农村社区组织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社区成员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制度行动与非制度行动相结合和"综合目标导向之下"的博弈均衡策略.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的退却,改变了社区组织角色的功能定位与扮演的原有模式,虽然增强了基层社区自治与自主的权利,却也带来了资源分散、社区动员困难、失控或脱节的不利影响.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农村社会治理实践机制研究——基于M县S镇镇村重大事务“陪审团”制度的分析

农村社会治理实践机制创新,是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重要路径。浙江省M县S镇根据农村社会形势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借鉴、揉和西方陪审团制度与听证会制度,创立了镇村重大事务"陪审团"制度,对镇村重大工程项目进行全程监管。这一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对于弥补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的不足,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崭新的制度,镇村重大事务"陪审团"制度也存在着亟待完善的空间。     

真实社区生活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征——实践社会学的一项个案考察

本文以1980年代以来的转型期国家-社会关系变动为背景,从实践社会学"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或"策略行动"方法出发,采用与数据分析、参与观察和结构访谈等相结合的质性研究策略,对上海市的一个居委社区作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在集中呈现社区生活中的组织、人员、行动和事件的真实面相的基础上,对其中所托载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征作理论总结.     

关于合肥社区治理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社区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社区工作依然普遍陷于行政性事务之中,症结在于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权力边界不清,忽略了自治的社会属性,偏离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改革方向。一、社区治理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社居委行政化比较严重。社居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与街道办的关系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由于受传统行政思维的影响,街道办将社居委纳入行政体系,除了"财"权,几乎把承担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多元衍化及社工介入研究

通过对上海市某区22名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进入社区矫正系统后的社会化状态的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基本上呈现出回归主流社会、徘徊和迷茫、混迹黑道等三种衍化状态.在多元衍化状态背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大多具有"自我结构"失衡、工作经历多变、对未来迷茫、留恋学校生活等共性特点.社会工作者要根据青少年矫正对象社会化的不同衍化状态,通过生命意义的重塑、法律及社会规范的重建、技能培训、社会关系调适等方法,促其再社会化,最终回归社会.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     

《为了明天工程·社区青少年事务研究丛书》正式出版发行

为进一步增强共青团组织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的能力,提升共青团组织在"平安建设"进程中的贡献率,推进社区青少年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进程,2005年6月,团市委、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组织60余位来自复旦、华东师大、华东理工、华东政法、青干院等院校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历时1年编写了七本一套,共计220万字的<为了明天工程·社区青少年事务研究丛书>,包括<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社区青少年法律研究>、<社区青少年心理研究>、<社区青少年教育与就业工作研究>、<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研究>、<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国际比较研究>和<2003-2005年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蓝皮书>.     

新领域与新思路——关于做好社区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是以居住地域而形成的社会单元,是指居住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人群所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集体.勿庸置疑,社区统战工作就是做共同居住在一个社区内的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年龄层次和文化结构以及具有不同爱好和特长的统战对象的统战工作.     

“文明”,如何植入“社会”——“人文精神—公共政策—社会文明”的战略理念

社会关系文明是社会文明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结构,是当前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前沿课题,而社会信任,准确地说,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信任是其焦点,也是社会文明提升的突破口。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正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演进。为此,应当实行"人文精神—公共政策—社会文明"一体化战略,以人文精神作为社会文明建设的根基,透过公共政策,将人文精神,进而将"文明"植入"社会"。这一战略包括一个理念三大工程,即提出"学会在一起"的理念和口号,增强和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理解力;实施诸群体之间的"社会理解工程",推进伦理信任;实施"生态决策工程",建立"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四位一体的生态性的决策咨询系统,建立公共政策的人文评估机制;实施"底线防控工程",在对弱势群体进行物质援助的同时,进行精神援助。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非制度化运行问题探讨——基于华中宛村的调查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华中地区,农村社区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度化现象。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生活逻辑相互交织,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提供了土壤。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引发了村委会及基层政权公信力缺失、村民与干部对立、基层群众自治受到破坏等严重后果。因此,亟需采取措施使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运行回归常态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