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特点与治理的意义——基于构建“和谐社会”探讨

群体性事件是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一大因素。据悉,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我们通过既有的文献和资料,梳理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和特点,提出了治理群体性事件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1)促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公平有利于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概率和发生次数;(2)分配公平对于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至关重要,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恰好很多都是因为长期的社会不公所导致,所以,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则对于和谐社会的内涵有促进意义;(3)公正原则下的法治治理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起着降低的作用。(4)法治意识下的社会和谐构建,对于治理群体性事件至关重要,规则先行,让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能够意识到失范的代价和后果,而不至于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去诉求利益。     

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主体之特征考察与影响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中,既有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同时还存在大量非直接利益主体。介入群体性事件当中的非直接利益主体既有一般集群行为的普遍特征,也具有其自身的内在特征。非直接利益主体的固有特性,使其对群体性事件本身往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性质、规模和处置。     

湖南省群体性治安事件综合研究

群体性治安事件诱发原因错综复杂 ,具有长期性、反复性。近年来 ,湖南省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但基层工作薄弱 ,信息工作滞后 ,处置时机把握等问题值得深思。当前处置群体性治安案件 ,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正确认识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治安案件中的主要任务 ;(二 )明确职责 ,建立、健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工作责任制 ;(三 )把握正确的处置原则 ;(四 )准确充分地运用法律武器     

论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特征、发生机制和应对方略

近年来。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日益上升。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与事件本身没有具体利益关系、多为底层民众、突发性、非政治性、情感主导型特征。无组织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有其客观原因、主观机制（或中介机制）和行动机制：客观原因为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风险;主观机制主要为风险感知和日常冲突。行动机制由符号性事件、大量围观的人群和一定的场景、谣言、哄动行为和相互激励、群体性事件发生阶段或因素构成。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可以采取风险治理、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日常冲突的解决与控制、建立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加强对聚集的人群和场所的管理等方式。     

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式、原因及其防范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产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原因主要有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网民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网络规制不完善、少数地方政府损害民众利益以及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方法不科学等。防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采取建立健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网络真情引导、及时掌控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构建利益整合机制等措施。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提高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一些地方呈现多发态势,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较大,加强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刻不容缓。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公众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权益的诉求引发,能否有效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影响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变。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该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诉求回应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有效回应公众环境利益诉求的能力。     

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成因及预防范式重构——基于重庆市内案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实证考察,发现该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包括:发生频率呈地域发展相关性、小区规划不当或房屋质量不过关为主要诱因、主要表现形式为聚集示威、部分事件具有反复性。当前,对该类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存在的问题包括:现行相关法律缺乏针对性、对购房业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保障不足、商品房消费纠纷调解过程的定向公开机制不够完善。由于现有一般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预防范式对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缺乏针对性,应该通过在信访制度框架下完善购房业主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推动商品房消费纠纷调解过程对利害关系人的定向公开、强化对具有反复性的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管控,重构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范式。     

刘少奇对1956年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及启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农民闹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群体性事件。为稳定国内局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要把群体性事件纳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要辩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解决群体性事件须从干部作风入手;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到实处等一系列措施。刘少奇关于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思想,警示我们对于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只有透过表象,抓住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获得实践上的正确应对和理论思考上的有益突破。     

试论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因素聚积到一定量之后裂变的结果,具有"突发性"特质。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是,在正确认知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提高风险意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在构建社会利益均衡与诉求机制,积极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多维发力,防止各种矛盾和冲突因子积聚而发生"基因突变"。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市场经济的建设呼唤着民主进程的加速推进,它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主体维权意识,另一方面过渡膨胀的主体意识,又诱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转型期社会中,为了有效控制群体性交发事件发生：一要保持畅通的公力救济渠道;二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制度取向,防止贫富差别日益扩大;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四要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关于处置湘西州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做法与启示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当前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中影响较大、危害较强、破坏较为严重的治安事件。当前,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在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呈现多发势头,不仅严重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引发大量不安定因素,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体切身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坚持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积极应对,妥善处置,是公安机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注意防范和化解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

近年来,国内的群体性事件开始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与普通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在参与主体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普通群体性事件有较大差异。防范和化解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必须扩大公民参与、改革行业治理结构、建设利益协商机制。     

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中的认识及行为简论——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利益结构、权利结构、观念结构、就业结构不断进行重新调整,社会矛盾逐步凸现,突发群体性事件呈高发、多元态势。如何提高政府对事件的认识能力和处理能力,对于保障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出发,根本上解决这类事件的主要措施有: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及其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与违法或犯罪行为划等号,其产生有理论与现实的原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并非是在形式上以高压手段完全消除群体性事件,而是要在宏观制度层面合理设置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在机制设置上完善民主公开制度和诉求表达渠道,依赖民主选举监督制度规范公权力,改进矛盾协商解决机制。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才能最终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长远上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舆情控制化解群体性事件初探

2008年发生在贵州的翁安事件、云南的胶农事件,引起各级政府及民众的一片哗然,特别是给全国的公安机关敲响了警钟。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加之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冷淡麻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如何巧妙处置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对公安机关的严峻考验。笔者认为,可以在我国社会主义转型期建立舆情导控员制度,通过正确、合理引导群众舆论,来达到化解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目的。     

试论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治理方略

突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利益协调机制失衡、权力约束机制缺位、利益诉求机制不畅以及政府考核机制不合理乃是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应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权力约束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以有效地预防、减少和正确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