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司法改革

笔者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对司法改革的积极影响及制约作用,论证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创新,不能脱离社会的具体历史过程,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从而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立足点只能是中国现实国情。     

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

腐败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难题。本文从当代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出发，认为制度建设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经济发展水平、权力结构与资源流动等因素都会对反腐败制度的运行产生影响。反腐败是一个长期过程，任何脱离国情与“毕其功于一役”的制度冒险都是不可取的。民主并非是反腐败的“万灵丹”。     

论法治的政治性

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领域的经典论题。一方面,法治必然难以脱离政治而存在;另一方面,对于法律自治的追求又必然会排斥政治权力。本文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服务大局谈起,沿着上古到后现代法哲学的视角,探讨法治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对法治的政治性进行了基于现实的分析。政治是法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同时,法治的推进始终离不开政治制度。     

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的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关键是从政治上看法治、在法治工作中坚持讲政治,这就是在中国共产...     

法律意识形态的变迁——以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为样本

考察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一直试图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独立存在,这个过程可以分成"走出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和"走出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两个阶段,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这种变迁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幕后化,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法律意识形态并没有可能因此而成为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观念体系".     

英日刑法理论中共犯关系脱离的要件之比较

共犯关系脱离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部分共同犯罪人从共同犯罪关系中退出,但其他共同犯罪人仍继续实施犯罪,并达到既遂的情形。在共犯关系脱离的场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脱离者对脱离之后的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虽然各国刑法对共犯关系的脱离都没有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却不乏共犯关系脱离的现象。比较英、日两国刑法理论中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条件,对于在我国刑法中倡导共犯关系脱离的理论,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此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调解兴衰与当代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变迁——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年-2010年)为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着重调解———自愿调解———调解优先"的过程。在着重调解阶段,法院具有动员人们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消解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脱离政治依附性的离心力的政治功能;在自愿调解阶段,法院具有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这一基本方向的政治功能;在调解优先阶段,法院具有重新恢复民众对于社会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信心的政治动员功能。     

江必新：没有独立于政治的司法

司法权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撑和保障。事实上,司法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司法只有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其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司法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曾说道：司法独立的神话是为了平息败诉方的不满而设计出来的,我们美国人有理由为我们的司法所达到的独立程度而自豪。事实上,它是我们司法权威的支柱之一,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司法绝对地与政治分离。     

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

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对司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合理定位具有重大意义。司法与政治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二者保持适当距离有助于增进政治的合法性。司法相对独立于政治是司法良好运行的基本前提,通过司法控制政治是现代政治规范发展的重要模式。司法无法脱离政治属性,更不可能去政治化,而应对政治作出适当回应。但绝不能把司法简单等同于政治,更不能把司法看作是政治的附庸。司法虽然承载着政治职能,但司法政治职能的有效发挥是通过相对超然于政治的司法运作机制来实现的。司法政治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政治对司法的合理尊重、维护司法的应有独立地位为前提,一个淡化对司法的强制控制而注重尊重司法规律的司法,方可能实现政治目标的最大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考

一、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源分析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上层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改革的深刻根源.纵观我国历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共犯关系脱离之研究

共犯关系的脱离是指自共犯关系形成至犯罪完成的整个犯罪过程中,部分处于共犯关系的人自动的从该共犯关系中解脱出来,但其他共犯人基于新的共犯关系继续实施犯罪的犯罪形态。脱离的部分共犯对脱离后其他共犯人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关于共犯脱离的标准,有四种主流学说:共同意思欠缺说、障碍未遂准用说、因果关系切断说和共犯关系解消说。在赞同共犯关系解消说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成立共犯脱离条件是:首先脱离者要自动放弃犯意,其后要有达到解消原来共犯关系程度的脱离行为。     

共犯关系的脱离

共犯关系的脱离,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部分共犯人从共犯关系中退出,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犯罪并达到未遂或既遂的犯罪形态。共犯关系脱离是有关犯罪结果的归属问题,而共犯中止是事关已成立的未遂犯的可罚性问题。前者属于共犯论特有的问题,后者与其说是共犯论问题,不如说是未遂犯论问题。尽管两者存在部分重合,共犯关系的脱离有可能适用共犯中止规定,但两者的本质却不同。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浅析

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已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理念和重要方式。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存在着同生活实际相脱离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角度来探析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真实生活,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支撑现代政治正义制度的美德精神——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

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揭示:现代政治正义制度无法脱离公民美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必须获得公民美德精神的支撑.不同思想家关于现代政治制度正义与个体美德关系的论辩分歧,事实上均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提出了统一二者的渴望,这表明二者是互为依赖、互为因果、双向互动的互反馈平衡系统.     

当改革成为自觉

和很多地方的改革有所区别的是,白城的民主政治改革,已经脱离了作秀的形式主义。从偶然的自发,经过数年的实践,白城市委将特殊情况下被迫为之的党内干部任用制度改革,转化成为一种自觉自愿、全面深入的民主政治改革潮流,这不仅符合改革的发展规律,更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一条值得关注的变化之道。     

“四个对照四个思考”推动大讨论活动见实效

在“解放思想寻突破、扩大开放求发展”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彭水县检察院坚持四个对照四个思考，推动大讨论活动见实效。一是对照检察执法宗旨，检查自身工作是否脱离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是否存在检察执法理念、政治观点、法学观点不牢的问题。     

先验方法论视阈下的法哲学体系——读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正>一、法哲学体系的基础:人的尊严的论证与确立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宣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而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于这个不成熟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自主地运用我们的"理性"。正是在自主运用我们的理性以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知晓了通过"我"作为主体来建构一整套严密的知识体     

四中全会关于重大决定的政治过程与文本展开的问题

<正>所谓的政治过程,我觉得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宏观的政治过程,一个是微观的政治过程。所谓文本展开,是指我们通过计量特征及其解释,来对四中全会文件做出一些很有意义的发现和说明。宏观的政治过程实际上讨论到新一届领导集体通过两次重大文件的起草和写作,所体现出的一     

中国企业家患上“政治恐惧症”

7月19日，马云接受南华早报记者专访谈敏感话题的事件发酵，将企业家到底该不该谈政治的话题推到人前。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不管你是市井之徒还是商业大佬。尤其在中国，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本来就是一个脱离中国国情的伪命题。表面看，企业家不谈政治，是一种避讳，也是一种智慧。但中国的商业江湖早已政商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拎不清楚更切割不了。你想独善其身，则不能兼济天下。于是，中国商人到了一定规模必然主动或被动寻找政治靠山．多少企业白天大谈企业自主发展，晚上却和政治上床。和政治上床．意味着可以有机会上位。没上过床的企业，则暗自涂脂抹粉，等待政治的临幸。     

论金融危机与经济法价值的回归——政府行为视角

经济法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平,即通过立法赋予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利,以实现市场交易公平。金融危机实质是信用危机,本轮经济危机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脱离,而法律对金融创新缺乏规范是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脱离的直接诱因。为此,政府需要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通过立法明确规范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关系,发现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并用经济法的简单价值引导市场处理自身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