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文化及其对中国近代宪政的制约

宗法文化具有团体属性、身份属性和层级属性,其形成与延续的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政治以及与之相应的小农经济,而这随着儒家的倡导和法律的儒家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宗法文化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的形成、聚合与分化,导致了宪政中的权力制衡蜕化成派系之间的无序斗争,个人之间的恩怨凌驾于政党的利益与目标之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又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与目标之上,而民众对不同政治派别的盲目追随加剧了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只有根据宪政的一般规则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宗法文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     

现代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宪政,通说认为乃"泰西之物",中国传统文化至多能提供一两个貌合神离的要素,却永远形不成完整的体系。但现代化的宪制建设却要立于民族的本源之上,有着几千年本土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如何面对外来宪政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亦是困惑中国宪政制度建设的瓶颈之一。     

中国近代宪政文化概述

宪政是宪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宪政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程序。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依照简单的理性逻辑,不断向西方借鉴,缓慢发展。在富国强兵的理想和救亡图存压力下,近代中国对宪政价值与宪政文化理解出现了偏错,使得中国近代宪政之路荆棘丛生、曲折坎坷,且这种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国的宪法实践至今。厘清中国近代宪政发展历程,反思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为何陷入困境,糅合中方传统政治模式与西方宪政文化,最终达到宪政文明。     

美国宪政思想对近代中国宪政的影响述评

1911年至1946年中国公布了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美国宪政思想在此系列立法过程中不时闪现。尤其是美国宪政思想中的两大特色,即总统制和联邦制,在中国一时喧嚣。受传统文化观念、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及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等因素的制约,总统制和联邦制在中国最终走向了没落,近代中国宪政也没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中国先贤们将宪政视为抑制权力滥用之统治方法,针对权力而设却又没有最初的权力去推动,这是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督教国家文化对宪政国家文化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基督教国家的文化对宪政国家的文化影响问题,并就这两种不同的国家文化的发展进程及其各自的文化特点做了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始于救亡 ,却止于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所指”与宪政之“能指”错位 ,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并不支持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宪法与宪政 ,因此 ,近代中国之宪政运动虽始于救亡 ,但却注定无法完成这一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 ,其现实及历史意义仅止于有限的启蒙。     

感悟宪政文化

宪政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宪政的成功,没有宪政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是不可能实施、确立与巩固的。中国百年的宪政道路也表明,宪政文化的缺失必将导致宪政工具主义,宪政必须以宪政文化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宪政文化:我们的追求

文化也许是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的最终缘由所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远悠长,使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时不得不考虑它的存在,或者说,只有充分考虑到传统法文化因素影响的法治改革与法治建设才可能走向成功,我们走上宪政之路也是如此……     

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从中日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要求“维新立宪”．到1905年清朝廷仿效日本派出使节考察西方政治．继而在1908年颁行《钦定宪法大纲》，中国近代的宪政终于从精英的主张变成了朝廷的决策．从民间的呼吁变成了政府的行魂“宪法”、“立宪”等作为时尚流行的速度较之于“议会”大大加速。这种陡然提速的“宪政运动”，如果从观念上说，无疑有一种社会进步的气象。问题在于。宪政的发展自有规律。     

浅述中国近代百年宪政史

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从宪法到宪政

今年 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包括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征收征用补偿权等重要权利已众望所归地进入了宪法 ,这意味着我国现行宪法向宪政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为进一步宣传这次宪法修改的精神 ,加深对宪法基本价值的理解 ,近日 ,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从宪法到宪政”的博士论坛 ,论坛由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何勤华教授主持。在论坛中 ,各位主题发言人围绕着“宪法”与“宪政”两大主题 ,从宪法文化、宪法观念、宪法价值、宪法制度与技术等角度出发 ,结合西方宪法传统和我国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 ,畅谈了各自对于宪法与宪政的认识与感悟 ,并展望了我国宪法发展的基本脉向。本次论坛充分实现了策划的基本目标 ,对于进一步宣传宪法、研究宪法、贯彻宪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宪政视野下民事权利基本问题的探讨

民事权利是组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最基本的法律权利。民事权利的自然权利说、意思说、法益说、法力说揭示了民事权利本质的四个层面,即"自然为理"、"意思为体"、"利用为用"、"法力为形式"。从宪政视界考察,一方面,民事权利形成和发展是孕育宪政环境并促成宪政产生一个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宪政又是发展公民民事基本权利的关键手段,发展公民民事基本权利是宪政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应正确认识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构建一个以民法为基本法,以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为配合的网状维权(利)、控权(力)系统,并统一于宪法,才能构建一个完整、和谐、统一的民事权利保障体系。     

论宪法的自由理念

宪法的自由理念有其肯定和否定双重形态,这两种不同的形态产生出宪法与宪政具体理念, 即肯定性自由理念建构起宪法的人民主权理念, 否定性自由理念建构起宪法的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 自由的双重形态建构起公共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一部实质宪法应当从实质到规范都能体现其自由理念, 即对基本自由权利和其他剩余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对宪法修正案的若干私法解读

按照宪法作为最高效力的法规范 ,私法所规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都要遵守宪法的内容 ,尤其是充分体现基于主体自由和主体平等的宪法原理。私法主体平等和给与平等主体的财产权以对等的尊重是私法对宪法提出的基本要求。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大陆法系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研究

大陆法系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刑法上都完成了"恶撒玛利亚人法"的制定,确立了人们应对他人承担一般救助义务的立法模式。但由于"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缺失,势必会使人们在施救时产生种种疑虑与担心,进而严重影响到救助义务规定的法律实效。尽管《法国民法典》也是如此,但法国人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著名判例,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九九修宪与依法治国

九九修宪前夕,围绕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经济发展优先还是法制改革优先等问题,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认清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九九宪法修正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明确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稳定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 明确法治与人治的分野, 坚持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 尤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临终关怀”的法律之维——法理基础、宪法依据与实体法规制

临终关怀是对临终病人进行姑息性照护,而非治疗性照护,关注的是如何减少临终病人痛苦,不以延长生命为主要目的。现代人权理念的内在要求、社会契约论对弱势群体的当然保护、法的效益价值的现实体现,是临终关怀正当性的法理基础。临终关怀具有充分的宪法依据。临终关怀必须依法进行,以确保患者的权利不被剥夺。在刑法上,临终关怀属于"正当行为",但要防止以临终关怀为理由而实施的遗弃罪和不作为形式的故意杀人罪,同时防范其他犯罪。在民法上,要规范临终关怀的决定主体、实施条件和操作程序。     

对《民法通则》中民事能力制度的反思

民事权利能力作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标志,是民法对民事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价值的确认。民法不应将民事权利能力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利能力,而应树立民事主体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观念。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私法上效力的前提条件,而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其违法行为和适法有责行为所引起责任的必要前提,但二者在判断标准上有抽象与具体之分,体现着不同的价值理念。总体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一般有责任能力,而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并非无责任能力。据此分析,本文对完善《民法通则》民事能力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及大陆法和普通法的融合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在法官职权、法院地位和对待先例的态度上都与大陆法法系的基本特征一致，而这些特征又是大陆法系同英美法系的区分点，在当今大陆法和英美法互相融合的潮流下，我国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建议稿）正是融合的标志，这部《统一规定》在证据规定、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中都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与德国、日本等国家仅仅就审判程序的改革相比，《人民法院同一证据规定》在证据规定方面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本文作者认为，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相同的规定在不同的环境下将演化出另样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但是《统一规定》对“公正和效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毫无置疑的。此外，《统一规定》在试用阶段的考察和改良无疑将增强融合后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