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与完善刑事证人证言规则的价值需求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也是司法实践中运用最普遍、存在问题最多的证据之一。正确运用证人证言对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刑事诉讼价值及建立证人证言规则对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的重要作用 ,并从现行我国证人证言的立法与司法状况中 ,揭示出其与刑事诉讼价值的冲突 ,表明建立和完善证人证言规则对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的必要性。     

英国证人制度评介--兼谈我国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证人提供的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对于法官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对英、美等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证人权利和义务以及证言的提供程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目前民事证人制度方面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现状,提出了完善中国证人制度的构想。     

完善证人到庭作证的法律思考

刑事诉讼中，证据是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根据，证人证言是其重要证据。由于我国立法上尚有不足，证人到庭作证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某些做法，建立和完善各项相关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是古代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证据的所有种类中,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司法官吏定案的主要依据之一,由于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或缺的证明地位,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即证人制度。     

简论中国古代证人制度

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由于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我国古代在对证据的搜集及调查取证方面受到限制,因此证人证言在诉讼制度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证人证言的阐述,具体分析了中国证人资格、证人提供及对作伪证者的惩治,从而总结出中国古代证人的地位低下;折射出我国封建社会律条的制定,根本在于对伦理纲常的维护。     

设立专家证人制度的构想

我国立法目前只规定鉴定结论而不采纳专家证言证据,既不符合诉讼的科学规律,也不利于对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诉讼审查与准确判断,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应当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以及有关国家的先进立法,在行政诉讼中建立专家证人制度,增加专家证人证言作为鉴定结论的补充,丰富专家证据的形式。     

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的程序审查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以下简称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的第二种，它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刑事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包括口头证言和书面证言。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笔者仅对证人证言程序性审查谈点浅见。     

我国当前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与设计

证人证言是重要的证据形式,但在证据适用中因为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制约证人制度的瓶颈。本文通过从五个方面分析我国实践中证人拒证和证言采信不足的原因,得出在我国现阶段不应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而是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明确证人的法定范围,建立起有效的证人出庭补偿、保护等配套措施完善的制度构建上,使证人由畏惧出庭转由积极出庭,同时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提高证人证言采信率。     

刑诉法再修改应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因其本身具有较强的中立性、客观性，也较为生动和具体，在刑事诉讼中颇为重视。但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却少之又少，大多以控辩双方宣读证人证言的形式参与法庭质证，这大大降低了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和证明力，不利于查明事实和真相。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未能确立较为完善的证人保护机制。因此，当前刑诉法再修改，应把完善证人保护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民事证人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针对我国现行民事证人制度在证人权益保护、法律问责方向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实施起来却仍不能满足法律条文的要求。笔者就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困境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如证人普遍不愿露面，用书面证言代替口头证言；出于种种原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证人出现作伪证现象等笔者对此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证人自身的因素、立法方面的因素、司法实践的因素等，以供在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参考。     

试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具有不可替代性,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证人出庭制度确立了重要的法律地位,而各地证人出庭工作的开展效果并不理想,本文将深入分析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提出完善相关制度及配套机制的设想,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论民事证据的认定及自由裁量权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文章探讨了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的具体认定规则；进而通过分析认为，相对于“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而言，“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有其积极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打着“自由裁量”和“自由心证”的幌子行擅断和鱼肉百姓之实，以致影响法律的尊严，破坏法制的统一。本文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官在证据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均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以审判为中心呼唤科学的交叉询问规则

2015年11月，在周文斌案第二季庭审中，被告人周文斌的辩护人之一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对出庭证人胡彪斌的当庭询问引发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刑事法庭上，交叉询问能否成为常态，应当成为衡量“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法院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不能再对侦查阶段控诉方收集的有罪证据材料照单全收，而是要求法官在法庭上通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对控诉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切实承担起对控诉方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守门员职责。在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中，如果仅以侦查阶段控诉方收集的以书面笔录形式存在的证人证言为调查的对象，那么所谓的法庭证据调查就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因为仅凭一份书面的证言笔录是很难准确判断其真假的。在证人来到法庭时，控辩双方应当按照何种规则对证人进行发问，裁判者应当根据何种规则行使庭审指挥权从而规范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是我国交叉询问规则必须回答的问题。     

浅析国际商事仲裁的证据标准

本文考察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探讨了诉讼中和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标准的差异和各自特点；结合对诉讼证据特征的分析，参考有关仲裁实践与规则制定，归纳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标准的自有特征，借以对理解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及完善我国涉外仲裁证据规则有所助益。     

当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证人出庭率低被有的学者称为我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证人证言的案件中大部分的证人的书面证言会直接被法庭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其中必然有些还会涉及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会存在一定瑕疵的证言，这会制约到我国刑事审判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甚至会影响到一些案件的质量，这已成为摆在目前司法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现实难题，亟待解决。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方式的本土理性与改良

刑事诉讼中,我国证人证言多以书面形式呈送法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较低,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中,还有证人屏蔽系统作证等方式,很多学者批评我国此种书面证言为主、出庭作证为辅的证人作证方式.但是,依据我国司法裁判体制,此种证人作证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我国法官享有证据裁量权,对于证人作证方式有权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选择.界定关键证人应以证人证言能否影响法官的内心确信为标准.通过从司法实践中论述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方式的合理性,建议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从而保证法官需要证人出庭作证时,法院具有足够司法资源维持证人出庭作证.     

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论刑事诉讼平衡模式——以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符合一定情形的证人必须被强制出庭。但证人如何出庭、出庭证人证言与书面证人证言如何采信,如何落实证人保护、作证补贴等问题亟需找到答案。相对"究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证人出庭势必打破原有诉讼平衡。适应证人出庭制度之变,寻求新的诉讼平衡,需要司法理念及诉讼模式的转变与嬗变。     

证人证言之证据属性研究

所谓证据,是指能够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储存了案件事实信息的物质载体.这种物质载体有且仅有物和人两种存在形式,基于此种意义而言,证人应当具有证据属性.而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据的基本特征,故不能被视为证据.证人证言的本质属性即是证人对储存于大脑中的案件事实向外输出的一种信息,这些信息来源于信息源一证人,且具有主观性、不稳定性等特点.在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对于案件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证明作用,并且这种作用的发挥与证人的运用紧密相联,两者不能被割裂、单独加以运用,只有利用这一观点才能较好地印证和解释证人保护和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公诉案件证人证言可靠性研究

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往往通过宣读书面证人证言的方式向法庭举证。在这种情况下,证人证言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可靠性反而受到质疑。于是对刑事证人证言可靠性的保障制度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影响刑事证人证言可靠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证人不出庭作证,以书面证言代替当庭陈述。法律的完善、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加强证人的权利保障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