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研究的后现代话语检视

面对西方思想前沿的潜在考问,学界可对中华法系的传统研究进行系统检视。在确定中华法系等概念、评估中华法系价值、打破传统思维标准、定位中西法律文化关系等方面,都可重新思考,思考还可深入到质疑法系研究方法、语言基础、分析实证研究方法等层面上来。所有后现代话语都可能与中华法系研究发生联系,使用后现代话语来重新检视中国法制史学在中华法系领域的研究,将展现出较新图景,其主要理论依据虽然来自西方后现代思潮,但思考结果却可能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价值的中立。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解构与重构——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

从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现代公共行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通过解构官僚制、解构理性、解构效率这三种途径解构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又通过公共能量场、语言与话语理论、公共政策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予以重构。这种解构与重构对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不无启示意义。     

后现代叙事文本的三大特征——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谈起

美国作家塞林格发表于 1 95 1年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语言形式、叙述视角、叙述方式等方面体现了后现代叙事文本的三大特征 :他用“低俗”的语言消融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 ;从独特的青少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打破了权力话语和传统的美学观念 ;以非人格化叙述的“无言”搁置了真理和终极意义。塞林格的创作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期西方后现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是后现代叙事文本的经典之作     

后现代叙事文本的三大特征－－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谈起

美国作家塞林格发表于1951年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在语言形式、叙述视角、叙述方式等方面体现了后现代叙事本的三大特征：他用“低俗”的语言消融了高雅化与通俗化的界限;从独特的青少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打破了权力话语和美学观念;以非人格化叙述的“无言”搁置了真理和终极意义。塞林格的创作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期西方后现代学创作的发展,是后现代叙事本的经典之作。     

浅析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建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质疑和批判,其核心概念是"公共能量场"。该理论提出了三种政策对话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其中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本文主要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内涵和其话语理论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启蒙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之初.遗憾的是,两次启蒙文学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为继.90年代以后,在文学领域,启蒙话语的失效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启蒙文学的世纪兴衰,与知识分子主体的精英意识具有重要的关联.因为与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因素相比,创作主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改变要更为直接地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文化研究大语境下译者的文化身份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浪潮,把后现代时期的一切边缘话语统统纳入其保护伞之下。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对于翻译研究这门长期以来被压抑在学术理论话语"边缘"地带的"亚学科"如何把握,是我们需要重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理性的消隐：当下爱情小说的后现代状况

革命、民族、国家，这些现代性话语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一直以理性的名义塑造着爱情。表现在小说中，就是理性压抑着激情。当下的爱情小说“事后性”地展示看现代性理性压抑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一种后现代状况正在出现，即现代性理性趋于消解。这种消解不仅表现在价值观上对理性的嘲弄，而且通过对过去爱情叙事话语的“戏拟”，在话语层面对渗透在爱情里的现代性话语系统进行了彻底揭示和颠覆。同时多元化的价值趋向开始出现，一些边缘化的价值观走上前台。     

后现代主义的借鉴与适用——基于行政学和中国现实的思考

作为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已经侵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学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导致其中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转变。行政学也遭遇了后现代，一些国外的行政学者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对行政学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分析。一些中国行政学学者也将后现代思想引入国内，希望在中国行政学领域进行一些革新。但由此引发了几个问题，如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其研究方法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给行政学带来什么新内容？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行政学？本文将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阐述，并做出解答。     

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与局限

后现代主义从艺术、哲学、社会理论等领域扩散到法学领域,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法学。它们反对主客体二分法,否认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存在;反对法律本质主义,否定法律的确定性和普适性;反对法律基础主义,否定法律的客观性和自主性;反对历史进步观,认为现代社会的进步是虚幻的。后现代法学的这些批判性观点在其终极指向、发现的问题、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精神方面具有意义和价值。同时后现代法学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如它极易导致混乱、言过其实、理论薄弱、缺乏实践性等。     

论王朔小说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王朔及其小说创作已经成为20世纪后20年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不仅开创了中国小说商业化写作的先河,而且成为中国小说后现代实践的第一人.王朔小说具有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典型表征.他的作品在对一切既定秩序和准则的亵渎嘲弄中颠覆解构了权利中心的合法性、知识真理的永恒性和理性价值的终极性,体现出审美意义深度模式削平后的"平面感"以及历史意识消失后时间非连续性的"断裂感",呈现出放弃对精神价值、正义真理和终极关怀的形而上追求的"内在性"以及现代主义神性消逝后人自身所凸显出的"卑琐性".因此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话语系统的观照中,王朔及其小说创作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学拓展了新的写作向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文化霸权”话语的本土实践与反思

“文化霸权”成为199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关系时所使用的关键词之一，开创了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的“理论旅行”。它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话语领域的西方霸权、民族情结的强烈诉求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高扬等四个方面展开其话语实践。在其话语实践中，重新陷入了“文革话语”的历史圈套，遮蔽了我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对西方进行想象化的本质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异化塑形，彰显出本土权力的运作机制。我国文论应该在世界文论体系的观照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为世界文论的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促进文论知识科学有序增长。     

论强奸罪应当废除——基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的一种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将强奸视为一种"语言"。借由"话语塑造主体"这一机制,男性在有关强奸的立法与司法仪式中被塑造为身体上的压倒性体力占有者,女性则具有了"可被强奸"的属性。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客体化的事实在强奸罪这一罪名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的话语转换策略提醒我们应当跳出既有法律框架来思考防治强奸的对策,即可以考虑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时候,取消"强奸罪"这一法律语言,达到改变女性弱势地位,约束男权的扩张,抑制强奸行为发生的目的。至此,女性以主体地位进入法律史,性别平等得到实现。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是对建国初基本话语规范的突破和发展,它经历了萌芽期、萌芽后的阻遏期、萌芽后的发展期以及全面形成和定型期四个阶段.     

现代人权的发展历程

自然权利学说因其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成为现代人权的思想起源。本文指出后现代民主国家逐渐在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上对人权予以保障和发展。二战后形成了人权的国际监督和保护体系,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已使人权的话语成为一套跨越国界的文化道德和法律标准。     

论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个"法律与文学"的分析视角

通过两种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司法模式"司法广场化"、"司法剧场化"考察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以"法律与文学"理论为背景,分析论述文学的叙事技艺以及情感诉求对于法律运作的实际效用.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关权利话语的实践,法律因着话语这一媒介而被视为某种文学的形式.法律实践更多的是一种说服性、劝诫性活动,它更关注听众而非说话者本人,通过两者间的运筹性对话活动来打动听众的心弦,实现互动性理解的法律实践目的.     

略论人民法院严肃执法的艰巨性和现实性

人民法院严肃执法是人民法院的生命.人民法院能否坚持严肃执法,是一个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综合制约和影响的问题.本文拟从社会意识与群体意识之相互关系角度,谈谈现阶段人民法院坚持严肃执法的艰巨性和现实性.一、社会意识与群体意识之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社会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而言的一个哲学概念.所谓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精神生活的总称,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多种社会意识形式.换言之,也就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因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时,社会意识也就随着变化.在不同的社会里,由于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也就有不同含义和内容的社会意识.     

对一个“后现代”国际私法案例的思考

20世纪中期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领域掀起了后现代主义法学思潮,从法理学开始逐步扩展至其它法律部门,其中包括国际私法领域。该思潮不仅推动国际私法学界对国际私法理论加以重新认识,也影响到法官适用其本国法律适用法的实践行为。通过对"后现代"法律适用案例进行分析,把握后现代思潮对国际私法理论的影响,并探讨了该思潮能否给国际私法带来新的革命动力,以及当前国际私法下如何对待这股"新思潮"等问题。     

论“革命文学”扩张的大众化立场与路径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目标是要通过启蒙而建构"国民"主体,它所践行的"文艺大众化",实现了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继起的"革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有着与"五四"时代不同的价值理想。在无产阶级利益本位的影响之下,革命文艺大众化进行了一次话语载体的拓展旅程。面对"五四"文学话语的知识分子化和"新文言"的现实,革命文学大众化进行了白话的"二次革命",将知识分子的白话转换为底层的日常白话;面对民众普遍文盲的现实,将文字从书面语向口语拓展;将传统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转向口语文学和说唱等综合表演艺术,将文学拓展为文艺;最终,在大众文艺运动中将文学泛化为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