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犯罪司法解释条文适用若干争议问题探评

当前,我国著作权犯罪司法解释条文适用中存在若干疑难问题,应当结合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具体分析:"发行"专业化阐释在罪刑法定原则限度内解决了销售侵权复制品事实虚置的刑法漏洞,应予坚持;非法经营罪规制无证盗版行为有其刑法理据,被弃用是出于刑事政策考虑,特定情况下可继续适用;侵犯著作权罪不应适用犯罪未遂。     

网络服务提供者成立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共犯

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的实际控制权,现代信息网络环境下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具有隐秘性、广泛性、持续性和不可控制性。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除了用户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也有责任。共同犯罪是违法层面的问题,解决违法事实的归属。从共同犯罪角度出发,阐述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并且以上海为例分析相关数据,通过结合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与数字网络时代版权权利,在此复合背景下分析、论证网络服务提供者成立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网络共犯,对互联网中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析BT软件相关行为之刑事责任——全球首例使用BT软件分享电影有罪案引发的思考

香港陈乃明利用BT(Bit Torrent)软件上传电影至互联网构罪案件,是全球首次因BT侵权而被刑事检控并定罪的刑事案件。根据我国内地现行法律,终端用户使用BT软件分享行为属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行为,但在行为人主观目的上,无法证明终端用户使用BT软件分享行为是为了营利,因此不构成犯罪,但对著作权的侵犯是明显的,如果刑法对此行为进行归制,应分为终端用户的刑事责任,内容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BT软件提供者的刑事责任。     

网络侮辱、诽谤犯罪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判定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采取综合判断法与列举法并存的解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主动追究犯罪的门槛。然而，该规定系从罪状的角度解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不仅存在实体法教义学上的矛盾，也缺乏诉讼法立场的观察，难以满足社会对公权力治理网络暴力的期许和实践操作性需求。《刑法》第246条第2款但书中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理解成对个案中“告诉才处理”负面影响的描述，其属于诉讼要件，与“前款罪”的不法内涵无关，故应从被害人放弃告诉是否会阻碍刑事程序重建法和平的角度去判断。在具体判断方法上，应先考虑网络暴力事件有无线下矛盾及其性质，以甄别被害人有无值得保护的人际利益，继而判断被害人不告诉的理由是否处于告诉乃论规范目的之内，以决定国家是否主动介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仅为阻却告诉乃论的要件，不宜作为自诉程序转为公诉程序的标准。若被害人已经提起自诉，法院应以可能涉嫌公诉罪名，或者与公诉之罪具有不可分之关系等为由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自诉，嗣后再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为宜。     

互联网络中的著作权问题

本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且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就多媒体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作品在互联网络上传输的著作权问题、网络上作品著作权的许可使用、网络上作品著作权侵权与侵权例外,在线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侵权中的法律责任作深入探讨。     

论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及其意义

我国所特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而成立诽谤罪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中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净化网络环境、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归责原则浅析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归责原则问题是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中一个重要问题。对于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有许多进步，但还要进一步完善。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论著作权犯罪中“发行”与“销售”的区别——兼论《刑法》第217条与第218条的关系

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发行”与《著作权法》中的“发行”含义是不相同的,《著作权法》“发行”中的销售行为不限于首次销售,而侵犯著作权罪的销售式“发行”仅指侵权品的首次销售。以此为出发点,《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是侵权复制品的二次销售或多次销售行为。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有各自互不交叉且前后衔接的调整范围,由此可知《刑法》第218条是第217条的下游犯罪。     

网络犯罪的刑法法益确定及其量化分析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犯罪"地域"得到极大扩展,网络领域需要《刑法》加以制裁的危害行为日趋增多。当前《刑法》规范条文在面对繁复的危害行为时表现出入罪条文供给上的不足,使得现行《刑法》条文体系中除却已显滞后的若干涉及计算机犯罪罪名需要扩大解释外,与网络危害行为后果相关的传统罪名亦需要及时更新内涵。在这两种路径中,网络犯罪基本可分为对象性、工具性、独立空间性三类。确立三类犯罪行为的各自法益,不但在应对涉网络危害行为的犯罪分类上具有类型化意义,在量化评估上也可为网络犯罪行为刑事制裁提供量化依据。     

网络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问题研究——从“作家声讨百度文库＂事件谈起

网络传播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也以迅猛的态势蔓延开来。本文将结合最近正议的“作家声讨百度文库侵权”事件探讨作为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问题。作者通过对国内外立法、司法理论和实际案例的研究,认为百度公司作为网络信息存储空间的服务提供者,面对网络用户上传的作品没有进行事先审查的义务,然而对于事后侵权事实的通知负有审核和及时删除的义务。对于其文库空间内网络用户上传的作品,百度文库能够被分析认定为“有合理理由知道”侵权作品的存在,因而很难享受我国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最后在对互联网行业他律和自律的探寻下,期待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构建和谐网络环境下的共赢。     

论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的完善

著作权的刑事保护以刑罚的严厉性和教育性充分发挥其法律保护的最后屏障作用,严厉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然而现在立法上对于刑事保护还不够完善,修改犯罪目的,扩大入罪侵权行为方式,完善刑罚体系,打击赝品等完善建议不容忽视,保护著作权发展知识经济是现代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方式。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简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民法典》背景下网络著作权侵权治理探究

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基本权利定位,奠定了著作权侵权行为规制可以同时适用基本性法律规范和一般性法律规范的基础。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屡禁不止,重复侵权、隐匿侵权和高频侵权问题损害了著作权人的重要权能。著作权权利保护体系的宏观结构已经形成,但微观设计仍有待从民事基本法和著作权一般法律之间进行融合续造。当前,通过规范考察、实践经验和权利保护范式分析,解决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应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注意义务,侵权赔偿与收益分享机制建设并重,治理与疏解并举,强化网络著作权保护与运用的行业生态体系。     

著作权侵权与犯罪实务研究——以《票据犯罪侦查论》一书为视角

著作权侵权与犯罪,是著作权保护中常见的术语。著作权侵权是民法评价的结果,著作权犯罪是刑法评价的结果。在实践中,侵犯著作权有许多新的方式,诸如以第一版的内容冒充第二版出版,侵犯了作者的修改权,出版社未经作者许可,许可他人印制,故意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作者的人格权,侵权图书数量问题难以统计,使用旧书号,等等。侵犯著作权罪是在侵权的基础上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著作权犯罪就是在著作权侵权基础上进行的刑法评价的结果。     

网络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完善设计

为了应对网络技术给著作权保护带来的新挑战,国际立法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日益加强.反窥我国刑事立法第217条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设置对著作权的保护仍局限于传统情况,在网络背景下滞后性显著.为此,建议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归责条件、扩大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完善定罪情节的规定、对法定刑进行修改与完善,使网络背景下对著作权的刑事保护更加有法可依.     

论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兼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轻微犯罪中的应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近年,犯罪门槛下降、轻微犯罪增加体现了刑法立法"宽松立法,从严打击"的趋势和要求。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便是该立法目标的体现。在刑法司法过程中对轻微犯罪的具体适用则应当坚持"严格适用、从宽处理"的原则。以此为原则,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客观危险行为应当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三次以上且受到了行政处罚的扰乱行为之后,再次实施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行为。     

司法实务视角下的著作权间接侵权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确立间接侵权的概念,而只有一些零星简单的规定。但关于著作权间接侵权的案件却与日俱增,给审判实务带来操作上的困难。通过对现实案件的梳理,研究著作权间接侵权主观过错要件的判断标准,探析网络环境下不同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的特殊认定规则。倚赖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和司法调解的运用,才能真正平衡著作权保护与促进网络等相关技术产业发展,实现司法权威与司法和谐的完美结合。     

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特点是从严从重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侧重于打击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注重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制裁,并且以普通的刑事罪名抗制恐怖活动的实行行为。完善我国恐怖活动刑法制裁体系,应进一步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效,完善刑法典中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体系,增设独立的"恐怖行为罪",并适时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增设相关特别恐怖活动罪名;协调刑法与反恐怖法的关系,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