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正当性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常被看作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主要任务,相关的学术研究场域也多局限于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被承认,但仍被忽视。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具备法律依据且具有法理正当性,有利于及时发现犯罪、全面收集证据、提高侦查效率、减少违法犯罪,在我国的程序法、实体法和刑事政策上均具备良好的基础。当前无论是侦查职能质疑说证明标准降低说还是认罪认罚同步说,与其说是一种论断,不如说是一种风险性的考量,并不能因此得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不妥当的结论。     

特别保障措施条款之解析与应对策略

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的保障措施,违背了WTO基本原则,其规定的实施条件比WTO《保障措施协议》要宽松,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规定,我国应在履行协议时通过各种应对措施改变这种不利处境。     

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研究

刑法第356条设置了针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但该条款却一直为刑法理论界所诟病,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不仅表现在对其性质问题、适用问题的争议较大,而且还存在难以实现重点打击、难以走出法律适用困境的立法缺陷。对此,应从排除对轻罪再犯从重处罚、排除数罪并罚条款适用和排除一般累犯条款适用等三个方面,实现对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的立法完善。     

逮捕之正当性研究

逮捕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强制力的集中体现。它既有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又不是无限的。在现代法治社会越来越强调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形势下，国家更不能任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从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保障人权的角度讲，逮捕必须具有存在基础正当性、逮捕的正当性要件。     

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之判断

职务行为对于实现国家职能、维护社会秩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很多国家将其规定为正当行为,认为其即使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也不一定构成犯罪。我国虽未明文规定排除职务行为的犯罪性,但在实践中,对于执行职务造成损害的,通常也不作为犯罪处理。据此,出于对私权利的保护和合理排除职务行为的犯罪性的需要,应当建立判断职务行为正当性的标准。     

劳动力权之正当性依据

劳动力权的凸显是回应现代社会劳动力价值提升挑战之结果。其中,企业的“契约组织”性质是客观前提;劳动创造价值的历史梳理是观念基础;知识经济下劳动力价值的提升是经济解释;世界各国的对劳动力权的规范与实践之操作是法律现实。这些表明,劳动力权的创设是现实而非乌托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的问题。对于该问题,学界形成了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说和降低证明标准说两种不同的观点。证明标准的降低既不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倾向,又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要求。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已简化了诉讼流程,若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则极可能带来错判的风险。为此,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不变,正确理解和合理适用证明标准,以求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同时实现。     

容留近亲属吸毒从宽制度之重构

容留他人吸毒罪作为吸毒违法行为之帮助犯,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罪规定打击范围较宽泛,适用出罪或从宽制度的近亲属范围过于狭窄,有悖司法实际。通过类推适用理念,结合期待可能性理论引证,参考其他部门法相关范畴并兼顾利益考量基础上提出“类近亲属”关系,分析此类容留他人吸毒罪主体援引从宽处罚条款之合理性,以期能够实现打击毒品犯罪与人权保障相平衡。     

论被拆迁人优先权之正当性及其完善

赋予被拆迁人优先权具有现实需要和法理依据,因而是正当的,但司法解释中的相关条款还应从房屋用途、优先权行使时间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平衡相关各方的利益。要减少被拆迁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纠纷,目前情况下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小有作为”即可。     

论我国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之重构

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不仅是一个概括性的条款,其在我国侵权法中是统领性的条款。因此,一般条款的完善对我国侵权立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考察一般条款的基础理论,对各国立法例进行探讨并对我国立法草案中的规定进行剖析的基础,应当对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进行重构。     

自然正义下纳税人权利正当性之探析

纳税人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国家应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为之提供良好的服务.当前我国纳税人在税收征纳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其享有的权利不全面,可操作性弱.自然正义下的纳税人权利是人权在税法领域的延伸,只有保证纳税人权利符合人权的最基本要素,纳税人权利才具有正当性.     

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之正当性分析

未成年人是否应当构成毒品再犯,在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毒品再犯是立法基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功利主义考量,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大处罚政策是我国刑法一贯的立场,在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上,其根本上反映的是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与毒品犯罪"严打"政策的适用冲突。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具有正当性,这不仅仅是基于刑法体系性分析的结果,更是刑法回归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刑法效益观引导下的现实主义考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证据开示规则形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是控辩双方的平等协商。平等协商的前提是通过证据开示保障双方在获知案件事实与证据信息上的对称性,尤其是辩护方对证据信息的知情权,进而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真实性。《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29条授权检察机关探索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制度的样态表现为“双方规制型”与“单方规制型”两种模式,后者更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际。检察机关单方面向辩护方开示证据材料,需在程序上规制开示的适用阶段、方式、范围以及辩护律师的作用等具体规则,建立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的证据开示制度。     

网络交易格式条款之法律探析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交易越来越多。据国内权威ICT产业咨询顾问公司——赛迪顾问2006年1月发布的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研究报告显示,继200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实现73.7%高速增长之后,2005年步入稳定增长期,市场交易额达68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7%。另据易观国际在其《2005年第三季度B2C市场数据监测》报告,国内B2C市场发展持续看好,2004年市场规模为13.25亿元,而仅截止到2005年第三季度,其市场规模已达到了15.46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2005年全年B2C市场规模将有望超过21亿元。当消费者进入网络进行购物…     

关于刑罚轻缓化之正当性的理论解读

刑罚轻缓化在理论上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一点可从刑罚的威慑理论、刑罚的效益理论、刑罚的功能理论以及刑罚的人道理论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     

试评我国刑法罚金刑执行减免之规定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的罚金减免制有其合理性,但是从程序法与实体法两个层次看,罚金减免制度存在一定弊端。其主要问题在于:其一,罚金减免制削弱生效的罚金判决自身的效力;其二,有违刑法公正价值要求。罚金减免制弊大于利,我国刑法应当废除罚金减免制,规定罚金易科制。     

在行为不符合特别条款时能否排除普通条款的适用——从两个实际案例说起

在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规定的构成要件，但符合普通法条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时，由于法条之间不具有排斥关系，因而应以普通法条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以普通法条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实现刑法的任务；可以实现形式上的合理性，利于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单位主体之企业刑事合规适用

企业刑事合规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体现在认罪悔罪乃至认罚上。如果没有这一点,检察机关就不能允许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从美国暂缓起诉制度来看,也坚持了以认罪乃至认罚为前提这一要求。应当将企业刑事合规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进行制度设计,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本身就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重新出台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解释,明确企业犯罪主体的认罪认罚从宽之适用程序,解决涉案企业重罪适用合规改革的难题。同时,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和自然人犯罪主体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就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条件、第三方监管与评估作出规定。按照这一思路,就无需修改《刑法》,也遵循了刑事诉讼基本制度的内在系统性。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混淆仲裁员与调解员的不同角色,是否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能否提高纠纷处理效益。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