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问题研究

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公信建设的司法民意之维——全媒体时代司法公信建设的司法民意问题研究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司法民意遗失是司法之殇,挑战司法公信建设。司法民意的遗失既有全媒体的因素,又有司法实践现实难题和相对紧张的"法民关系"的因素。破解司法民意的桎梏需要制度与文化助力司法出离"法外力量"裹挟,需要在畅通有效的社会互动中弘扬司法公信,需要理性应对司法民意。     

在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司法为民”的再解读

当下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悖论,尤其是近期在"司法为民"之下的许多改革被很多人视为司法改革的倒退。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得司法政策需要在政治性和法律性之间求得平衡。这种内在张力只有主权行为才可以化解,通过"司法为民"的种种措施,司法一方面获取主权者和民意的支持,另一方面执政党可以通过司法汲取来自民众的正当性支持,这是中国式"司法为民"的背后逻辑所在。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辨析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与运用缺乏一致性,应当在理论凝练和实践洗炼中形成内涵明确、外延确定的核心概念群。无论"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还是"民间法司法运用"都是成立的,但前者主要指称分析性司法概念之下的诸种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后者用来称谓除前者之外的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由于民间规范的发掘、发现和整理工作在民间法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分析性司法概念在司法过程中的主导性质,应以民间规范而不是民间法来称谓其运用于司法的整个过程,即"民间规范司法运用"。     

从"广场化"到"剧场化"的刑事司法——一个立足经济学的分析

中外刑事司法的一个共同走向是从一种作为公共景观展示的"广场化司法"转向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开展司法活动的"剧场化司法",这不仅是法治和人道的要求,而且也符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经济学要求。当然,"剧场化司法"也可以对"广场化司法"的某些因素加以扬弃。     

国际海洋划界裁判中的“司法能动主义”——以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为例

国际海洋划界是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领域。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完成200海里外大陆架提案的审议工作之前,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争端当事国开始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在裁决200海里以内海洋边界的同时,一并划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鉴于CLCS避免卷入海洋划界争端的一贯立场,国际司法机构如若坚持以"定界"为"划界"的前提,便有可能产生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管辖权黑洞"。为化解这一僵局,国际司法机构近年来坚持严格区分"定界"和"划界",同时为管辖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端创设了门槛标准,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然而,国际司法机构裁决200海里外大陆架界线时产生的新问题,亦反映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局限性。综合国际司法裁判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未来国际司法机构应适度回归"司法克制主义",谨慎对待"管辖权黑洞"问题。     

从“抗干扰”到“获信赖”：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之目标

从整体趋势来看,我国司法改革随着从"司法工作机制"到"司法体制"的范围扩大而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要切合中国国情和把握时代脉搏.在目标上,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着从"抗干扰"到"获信赖"的转向.司法"获信赖"有其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根据.在具体路径上,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也面临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既突出司法组织主体的精英化和大众化并进,又强调司法制度和程序从技术向情感的转向.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某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论“司法和谐”的实现路径

"司法和谐"的理念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对司法活动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新的探索和定位。"司法和谐"至少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司法工作与社会的外部关系来看,司法部门应当成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利救济途径,司法机关应该充分发挥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起到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从司法系统内部来看,"司法和谐"意味着对司法机构的准确定位、司法程序的公平正当、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与分工、审判活动的协调运行等。要实现"司法和谐",必须处理好几对重要的矛盾关系。首先,在司法机构的角色定位上,应当注意司法独立和司法谦抑的统一,以保证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次,在审判组织的发展方向上,应当实现司法精英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兼顾,使审判过程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又有人民群众的见证和参与。最后,在审判活动的价值取向上,应当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法律传统出发,平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关系。     

新形势下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问题探讨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是《决定》中司法改革的一个亮点,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离确保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尚有差距。为此,立足司法实践和我国国情,提出了应从完善人权保障立法、改革司法体制、形成现代人权观念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和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的制度构想。     

中国古代“无讼“观念对现代司法理念的启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中国古代的"无讼"观念是和谐理念在司法上的体现。在司法上追求"无讼",真正的目的在于实现和谐。为了实现"使民不争"、"无讼"的理想,古人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体系,对诉来的民事讼争,建立纠纷调解机制。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古代社会的"无讼"观念对中国现代司法理念的变革与更新的启示如下:1、应重视道德教育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杜绝"法律万能主义";2、在"情理"与"法理"发生冲突时,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3、树立预防性的司法理念。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的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赔钱赎刑”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追问与考察

"赔钱赎刑"是司法和谐的表现,应从司法和谐理念出发,运用思辨的方法,以实证为视角,对"赔钱赎刑"进行"三追问"与"二考察";进而得出其符合司法和谐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由是:人权保障理念对当事人双重保护的趋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刑罚轻缓化的实行;与修复性司法的国际接轨视野的催动;体现出一般公正下的个别公正的刑罚个别化的追求,以及在司法和谐技术上对法律潜在的认同。并对司法和谐的"赔钱赎刑"制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转化和现实的具体构建进行了技术性考察。     

论“互联网+”时代司法公开模型的核心要素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标志着司法公开进入了与互联网深入融合的阶段。司法公开能否发挥正向的最大效用,主要取决于司法公开制度本身是否建构在社会和时代要求上。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建构司法公开新版本的过程中,充分考量数字时代、风险社会以及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将"用户体验""信任重建"以及"衡平融合"作为新时代司法公开基本模型的核心元素,从而实现社会基本共识重建的目标。     

试论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检察官"权、责、利"的三位一体,使得司法责任追究成为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石。长期以来,由于司法实践中的强大阻力,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没有像"权"和"利"一样平衡发展,检察官司法责任范围的界定不清,司法责任的划分不明以及司法责任的追究率低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三大困境。随着检察官办案责任的改革和完善,如果检察官"权责"得不到协调一致的发展,势必会影响整体司法改革的进程。     

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分析

我国刑法第385条所规定的受贿罪,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必备要件。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争议很大,与国际反腐惯例不符,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不利于严密法网和增强法律权威。取消刑法第385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要件的规定,是我国反腐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严密法网,增强法律权威。建议修改刑法第385条,去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规定。     

从“严打”到“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是我党明确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在各种语境下如何使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何,在实际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前"宽严相济"的要点在于现阶段实行的刑事司法政策要努力实现刑罚宽缓的这一面,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变是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盛世气象的反映.     

论舆论风险管理与法院司法抉择——基于57件“中国十大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舆论与法院司法之关系问题上,学术界内存在着多重见解,意见难以调和。当前,我国法院司法面临舆论责难则已成为事实。为进一步探明舆论风险与司法实情,文章选择近6年来的"中国十大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涉权、涉官刑事案件为舆论关注焦点;舆论倾向呈现出朝原告"一边倒"的态势;舆论对法院审判工作构成重要影响,司法公信力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探究舆论风险之原因,在宏观上,来源于社会转型期内各种利益分配的失衡;在微观上,来源于法院司法权与司法能力的不足。在宏观环境无法扭转的背景下,我国法院应当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智性司法来化解舆情风险。     

“检察一体”制度下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初探——以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视角

检察权具有司法、行政双重属性,司法属性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我国检察机关坚持的"检察一体"原则是检察权行政属性的体现,"检察官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属性的体现。检察机关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目标应是强化检察权的司法属性,亦即通过检察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改革,赋予检察官以独立性。然而一直以来,检察权以行政化模式运行,其司法属性易被轻忽,由此在改革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明确检察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地位,理顺检察机关内外部关系,赋予检察官更大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让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地生根,实现司法改革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