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属间色庇行为的非己罪化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亲属问包庇行为是犯罪行为.如此规定,摈弃了伦理亲情,不但导致法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运行中国法与人情尴尬冲突,而且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基于此,亲属间包庇行为非犯罪化是合乎人性的立法选择,同时是可能既可行的立法选择.     

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定罪量刑的实证考察

我国的刑事立法是否应当根据"亲亲相隐"思想将亲属排除在窝藏、包庇犯罪的主体范围之外,或者将亲属间的窝藏、包庇行为规定为法定的从宽处罚事由,理论上存在不同的争议。通过对2001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相关裁判文书的对比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普遍持宽容态度。虽然107份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的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较为一致地体现了宽容态度,但其裁判理由却相对模糊,且存在着"出于亲情而为犯罪,故应当酌情从轻处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争议,同案异判现象严重。刑法对此规定的缺失易造成司法乱象,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明确对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的从宽态度,辅之以程序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公报案例等方面的指导,以期对审判实践中该类案件的处理提供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导思路。     

窝藏、包庇罪主体之立法思考——以“亲亲相隐”原则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张大义灭亲,实则与司法正义原则相背离。我国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应当吸取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对现行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进行立法完善。应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将亲属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与社会上一般人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加以区别对待。     

包庇罪若干问题探讨

包庇罪特有的行为方式——作假证明包庇,决定了其行为对象及行为时间的相对确定性:"犯罪的人"只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不可能包括已决犯,同时"作假证明包庇"也意味着,其行为的时间只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生效判决尚未作出前。"包庇"不仅是"作假证明"行为所具有的客观性质,也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包庇罪和伪证罪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竞合关系。我国刑法规定的包庇罪同人伦关系存在冲突,在新的立法规定出台之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及包庇罪和伪证罪的竞合关系来消解和减少这种冲突。     

窝藏、包庇罪客观行为辨析

刑法理论界对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客观行为存在不同理解。司法实践中应对现行立法进行解释,对＂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作假证明包庇＂作正确理解,准确区分本罪客观行为与相关行为的界限。     

论刑法中的“包庇”

对刑法中"包庇"的整体性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包庇"的主体、"包庇"的对象和"包庇"的行为。"包庇"的主体,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包括被包庇者本人,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当包括"单位"。"包庇"的对象,各个犯罪的要求有所不同,既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犯罪的人",也可能是特定的违法犯罪分子。"包庇"的行为,在具体罪名中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都是以作为的方式帮助违法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既不同于"纵容",也有别于"知情不报"。     

从判例切入审视亲属窝藏罪的处罚边界——以中立的帮助行为论为视角

从立法论上讲,增设亲属实施窝藏行为的减免刑罚规定具有合理性。从解释论上讲,首先应将亲属之间的消极不作为情形,从窝藏罪的客观要件中排除。其次,应借鉴中立的帮助行为论中的“社会相当性说”,将亲属之间的日常生活行为,如提供短时间的食宿或者资助少量钱财等属于人之常情的行为,从窝藏罪的客观行为要件中排除。最后,对于亲属之间的所谓窝藏行为,只要没有超出社会相当性范围,就可以认为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性的程度,从而不作为犯罪处理。     

刑法应增设亲属相盗罪

亲属相盗属于亲属间财产侵害行为的一种，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传统刑法和现代刑法中都有关于亲属相盗减免处罚的特别规定。为此，应修改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把亲属相盗行为设定为自诉罪，并对之减轻或免除处罚。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研究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是 :犯罪客体为国家机关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作斗争的正常活动和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这一复杂客体 ;客观方面表现为包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主观方面须出于故意。在司法实践中 ,应准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该罪的特殊形态 ,贯彻刑法典增设该罪的立法精神 ,密切防范和严厉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亲属犯罪刑罚处置研究

本文从亲属犯罪的概念出发，探讨了古今中外刑法对亲属犯罪的有关规定并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亲属犯罪较常人犯罪刑罚处置应加重或者减免规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以及理论根据。该文针对我国刑法的立法概况，提出应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吸收中外刑法亲属犯罪的合理精华，做出部分立法修正。     

立功制度的法律适用

对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问题的理解,对"查证属实"案件能否认定为立功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亲属代为检举、揭发的行为进行探讨,旨在诠释立法的相关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疑难问题新探

《刑法》第2 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正确适用刑法规定是非常有利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即:如何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恶势力、恐怖组织、普通犯罪行为,怎样正确认定入境发展、包庇、纵容犯罪行为。对上述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反思与设想——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同时作为例外,也对我国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作了相关的规定。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对于保护证人权利、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新《刑事诉讼法》对这项制度的规定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与庭前书面证言的效力等问题还需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基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思想、权利属性及其与庭前书面证言效力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应建立覆盖整个刑事诉讼环节的亲属作证特免权规则,明确特定亲属作证特免权与庭前书面证言的效力关系。     

亲属间犯罪研究

在平等、自由、公正法律价值的指引下,如何规制亲属间犯罪是当今中国刑法重要的课题之一。亲属间的犯罪定罪处罚应考虑传统亲属伦理观念、现代"法律人伦性"、"以人为本"思想观念等基础理论以及外国的立法规制等因素,不同类型的亲属间犯罪应有不同的定罪处罚原则。故意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应当从"严"处理,过失侵犯人身权及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应当从"宽"处理,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考虑对亲属间犯罪的定罪处罚。     

窝藏、包庇罪犯罪主体之立法检视

我国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且没有针对一定范围内与被窝藏、包庇者有亲属关系的人犯本罪而对其作出任何宽宥规定,这与刑法的人道性、谦抑性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应该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对现行窝藏、包庇罪的犯罪主体进行立法完善。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作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非所包庇、纵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作为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要求有从事查禁和惩处犯罪、进行诉讼等特定职能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包庇"的含义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人对行为对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识前后不一致时,应分别认定.     

以谦抑性原则为视角审视连累犯处罚的合理性

连累犯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标准极其不统一,特别是对近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的处理上.究竞什么连累犯罪行为应该处罚,什么行为达到了刑罚的当罚性要求,最好的考量标准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当然如何运用刑罚谦抑性原则来衡量和指导刑事司法实践不仅仅是个司法问题,也应是个立法问题.     

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完善之我见

我国关于黑社会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缺陷。为此,应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简化为＂黑社会组织＂,并打破境内境外的界限,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别修改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罪＂,以求立法的简约和统一。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相关立法。     

家庭伦理背景下的亲属相盗立法原理刍议

应否将亲属相盗与普通盗窃区别对待并在立法层面上予以特别规定,涉及家庭伦理对刑罚的某种制约关系.亲属相盗入罪是法治化的要求,而将亲属相盗予以刑法上的特别规制,既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人性化的体现,又具有促进社会和谐、节约司法成本的社会价值.我国目前亟需对亲属相盗的各种立法成例区分鉴别、对诸多学说析分良莠,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求刑事立法的科学化.     

论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不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排除于其调整领域之外.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并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