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价值评价为法律推理的逻辑中介观的质疑——兼与张继成教授商榷

长期以来,我国有学者一直认为价值评价是由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该"的逻辑中介.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设计实则谬误,它不但违背了近现代以来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而且把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预期带入了法官的价值偏爱和癖好之下,破坏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这一正义的司法要求.法官只有否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命题,重新认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真正实现大陆法系传统下法官司法的功能.     

法律推理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链接研究

法官在循环往复的思维考察过程中,既需要借助于实务经验,也需要运用法律推理技术,这种往返流转过程必须以客观的法律事实与实体法上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和前提来进行。法律推理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表现为由法律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并且根据法律目的将规范适用于特定法律事实。判断一个法律事实是否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始终不是简单通过逻辑推论的涵摄就能实现的,法官在此过程中必须寻求最密切联系规则,使得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形成有效的链接,用法律方法论确立法律推理的前提,以便解决判决的合法性问题,由此确立法律推理对法治的建设性意义。     

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多限于以逻辑为基础的研究，这是一种法律形式化主义面孔的刻画，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必然性。文章对法律推理的性质和过程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探讨，并对法律推理中基于对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并主张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多限于以逻辑为基础的研究,这是一种法律形式化主义面孔的刻画,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必然性。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对法律推理的性质和过程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对法律推理中基于对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论以法律监督保障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必须着力解决妨害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强化法律监督,防止和纠正司法不公。     

略论法律语言与司法公正

法律语言作为司法公正的载体,除了记录、保存司法公正的静态功能外,还有推动和传播司法公正的动态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法律语言直接体现了司法公正,成为司法公正的一部分.同时,作为载体,法律语言的极限,法律语言作品在人类心理层面上构建的限制性"视界",把司法公正匡囿其中,成为司法公正的"牢房".在司法制度和法律语言作品改革中,应当正视现行法律语言作品在格式程序,事实、证据表述和理由阐述等方面有悖司法公正的弊病,并认真分析其成因,总结借鉴古今中外法律语言的成功经验,对法律语言作品的格式事项、事实叙述、证据甄别、理由阐述以及技术规范进行全面的改革和优化,即不断优化载体、冲破"牢房"的桎梏,努力追求和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良法、司法公正与法律信仰

良法是法律信仰的对象,也是法律信仰的前提;司法公正是法律信仰的实践基础,二者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实践中,法律本身的不完善,司法不公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法律信仰的制度性反思之中来探讨良法、司法公正与法律信仰的关系,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体法律信仰观的培育有所裨益。     

专家法律意见与司法公正

司法实践中,法学专家接受司法机关的邀请参与案件论证并出具专家意见,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但如果接受一方当事人邀请参与论证案件,由于存在利害关系并缺乏程序保障,很难保证专家意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当事人可以将专家意见纳入代理意见或辩护意见,但不应将专家意见出具给法官,以免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     

法律至上原则下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法治的首要精神和要求是法律至上,文章从法律至上与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间关系来探讨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认为司法独立是法律至上在体制上的要求和体现,法律至上下的司法公正就是司法依法、司法合法。     

法律推理与公正判决

法律推理是形成公正判决的基础.法律推理是贯穿司法审判活动始终的,是为司法审判提供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法庭决策过程.在成文法国家,简易案件通常仅借助演绎推理即可形成公正判决,但在一般疑难案件中,则须借助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类比推理等形式来寻找案件的大前提和进行涵摄,而在特殊疑难案件中,则更需要借助漏洞补充、调解、价值衡量等方式,方可形成公正判决.     

区域公共管理建构的理论分析

中国的区域公共管理结构亟待构建和完善.但在当前,这方面的理论指导还较少,本文欲从网络治理理论和"复合行政"理念中,汲取一些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结构的设计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营养.     

警民互动的理论基础探析

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是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要求,而对警民互动的研究是和谐警民关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警民互动不仅有急迫的现实需求,更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契约论、社区警务理论、治理理论和现象学社会学理论。正是这些基础理论的指导使警民的良性互动成为可能。     

治安承包的理论基础及合法性分析

治安承包分为治安管理承包和治安防范承包,治安管理承包的发包人只能是公安机关,治安防范承包的发包人既可以是公安机关,也可以是公安机关之外的单位或组织。倡导“多元共治”理念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治安承包的理论基础。治安管理承包和公安机关作为发包方的治安防范承包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而发包方为公安机关之外的其他单位或组织的治安防范承包所承包的内容属私法领域的事项。因此治安管理承包和治安防范承包均具有合法性。     

行政过程信息的可公开性问题研究

针对行政过程信息是否公开这一立法和实践均未有定论的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关于免于公开范围为讨论出发点,从政府信息概念出发对行政过程信息的公开性以及公开与否的判断标准进行讨论,以期对行政过程信息的公开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依法行政必须建立在科学行政的基础之上

依法行政必须建立在科学行政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科学行政的实现程度比较低,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构成了阻碍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主要矛盾。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职权法定化原则与管理权限实际界定的非规范性的冲突,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冲突,责权统一原则与权限界定模糊的管理体制之间的冲突。为此必须从实现职权界定的科学化,正确处理垂直管理与地域化管理的关系,强化对抽象政府行为的审查等来实现依法行政与科学行政的统一。     

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基础：从成本收益分析到合作收益分析

现代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人(组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基于此建立了经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理论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个体和利益相关者,存在着个体间的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并提升公共利益。基于合作博弈分析,公共管理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以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试论行政公开制度之完善

行政公开制度对于抑制腐败、提高工作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必备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完善,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逐步建立。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行政公开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和争议。《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行政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行政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一个法律平台和契机。本文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实践,对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以探求完善行政公开制度的对策。     

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时，公平、公正、平等的问题则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心。为了建构起公平、公正与稳定的和谐社会，维护多元利益平衡，我国政府趋向于强化社会性规制，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在实践中探索一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道路。当前，在“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指导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了一种重要的施政方向，成了公共财政与公正行政的工作重心。在这种情况下，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加以探讨，就变得非常重要。     

关于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

任何关心中国法学发展的人都无法否认 ,行政法学研究在过去的十来年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不单表现在行政法学的整体框架中总论、分论各方面得以丰满充实 ,而且表现在学界对行政法学体系所赖以建构的理论基础的问题的执着探索。中国行政法学的进步可以说始终伴随着行政法 (学 )理论基础这一课题的讨论。     

论税权的理论根据——以法权为视角

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权是整个税法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税法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从新的研究视角切入，引进法权分析的方法来重新阐述税权的概念；从分析法权关系入手解析税权要素的二元构成；并通过对税权来源的探索，归结从自然权利到人民主权和人权，再到法权，最后到税权即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的逻辑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