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渎职行为及其刑法规制

有案不立,立而不查、查而不破,阻碍律师会见,无充足理由拒绝办理取保候审,强迫认罪认罚,滥用抗诉权,随意否定律师有理辩护且不在判决书中说明具体理由的行为,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秩序,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法益,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我国制定了大量规范性文件但治理乏力,需要启动刑罚手段才可能有效遏制。通过解释途径将此类行为入罪化。     

聚众吸毒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聚众吸毒较容留他人吸毒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且聚众吸毒行为与容留他人吸毒行为是不同的行为,前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鉴于此,聚众吸毒行为是一种独立危害行为,应独立于容留他人吸毒罪加以评价。合理调整刑事政策,兼顾打击容留吸毒行为和聚众吸毒行为,将聚众吸毒行为入罪化。本文提出规范化的设计思路,设置聚众吸毒罪,从法条归属、法定刑设置、行为定型等方面对聚众吸毒罪进行分析。     

侵害技术措施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技术措施对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侵害技术措施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是大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现有的刑法制裁体系对于侵害技术措施行为,尤其是侵害技术措施的帮助行为,在刑事制裁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遵循共犯行为实行化的思路,将侵害技术措施帮助行为入罪化,是刑事立法的必然选择。     

论虚假公证行为的入罪化

公证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法律制度,我国在建国初期即已建立。1996年,我国颁布了《公证法》,取代了1982年的《公证暂行条例》。《公证法》构筑了我国公证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了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进行虚假公证行为的民事、行政制裁体系。与此相对，虚假公证的刑事制裁规范仍是目前缺失的一环，而西安“宝马”彩票案等虚假公证有关案件的发生，更凸显了深入思索此类行为人罪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网络传授黑客技术行为的入罪化探析

网络传授黑客技术的行为日益泛滥,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对其予以刑法规制.但是司法实践中却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困境,以传授犯罪方法罪或者特定计算机犯罪共犯(帮助犯)论处都存在不少问题,以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论处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本文指出为规制网络传授黑客技术行为,有必要完善刑事立法,增设专门罪名.     

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研究

随着几起恶劣酒后交通事故的发生,人们对于严惩醉酒驾驶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我国出台的关于醉酒驾驶的司法解释在适用过程中也引发了种种争论。只处罚已然之罪,而忽视未然之罪,使刑法预防犯罪的功能得不到很好地实现。所以,在交通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有必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交通犯罪刑事法网,以防患于未然。     

行政行为的刑法机能研究——入罪视角下的分析

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大量的行政行为在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方面的条文，凸显了行政行为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行政确认行为体现了对同一个行为之主观心态认定的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产生的悖论，这要求刑事司法认定不能以行政确认为前提。行政处罚作为犯罪成立之前提更有准严格责任适用之意味，这会导致取消该罪本身成立的既有刑法标准。在量刑上，行政处罚作为刑罚从重处罚的依据是时无关之已受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当评价的结果。基于常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明事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的行政处理是违法司法解释的产物。基于此，对入罪和量刑之行政行为必须建立一般司法审查机制，这是控制大肆扩张之行政行为以及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务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机动车保有量急速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和人民的生命健康财产权利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了对醉酒驾车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这两种行为的刑事处罚,这一举措体现了立法者对危险驾驶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也满足了公众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呼吁和诉求,本文试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这一立法行为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存在的不足.     

不动产盗窃行为入罪思考

刑法第264条明确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这里对“财物”一词的解释应该做文义解释.当前学界讨论的问题是这里的“财物”是否可以包含不动产,即不动产是否是盗窃罪的对象.本文结合理论和案例,从“犯罪是侵犯刑法保护的法益”这个论断出发认为不论从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不动产理所应当的是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盗窃不动产行为应当构为盗窃罪.     

买卖人体器官行为应当入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非法摘取他人器官罪”等罪名。但是，该修正案并没有将买卖人体器官行为规定为犯罪，也就是说，买卖人体器官的出售者、购买者双方仍将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入罪与出罪:罪刑法定司法化的双重考察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尤其是定罪活动的法治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的问题。实质合理性的司法观念在入罪问题上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在复杂的“找法”活动中,司法水平之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找到法律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只是限制法官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但并不限制法官对法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出罪。     

通奸入罪论

通奸行为是一种自古代以来就有的犯罪行为，但我国现行法律却未对其进行规制。面对愈演愈烈的通奸行为，笔者期望我国未来的刑法能把此种行为入罪化。为此，本文首先对通奸行为的概念作出了界定；其次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通奸入罪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通奸入罪的制度设想，希望有益于我国未来刑法制度的完善。     

金融违法行为入罪研究

关于金融违法行为的入罪,学者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观点是与外国的刑事法律及我国金融非刑事法律的法律责任中的照应性规定相比较,只要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的金融犯罪,则予以增设。本文在指明其弊端和剖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实现某些金融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应以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并坚持刑法的谦抑原则。据此考量标准,建议增设欺诈客户罪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罪。     

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标准之确定——以质疑“毒驾入刑”为视角之分析

新型危害行为入罪已成为我国犯罪化立法的重要内容,但其呈现的民粹主义趋势令人反思其科学性与有效性。在结合法益概念与谦抑主义划定犯罪圈的理论指导下,以帕克的刑事制裁界限理论为基础,针对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可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入罪后能够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认定、入罪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没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可以代替刑罚这四个条件为入罪标准,以解决"毒驾入刑"等争议性的现实问题。     

渎职行为及其类型

渎职行为,是《刑法》中渎职罪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渎职犯罪是权力腐败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和变质现象,其本质就是对权力运行与责任的背离。对渎职行为的类型加以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和理论困惑,具有一定的意义。     

电子信息时代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标准研究

以电子信息技术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往往由多个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共同实施,单一化的传统入罪标准难以有效规制。基于该类犯罪高度分工化的特征,犯罪主体可以被划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侵权资源提供者两大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其内容审查义务、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犯罪,内容审查义务的边界是确定其入罪标准的核心,但同时需要注意入罪标准、内容审查义务与信息传播权间的界限。大部分侵权资源提供者的行为仍然适用传统的入罪标准,但其中非法经营额所涵盖的范围需要适当扩张。     

破坏监管秩序罪若干问题研究

破坏监管秩序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它对于维护监管秩序、保障监狱机关正常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刑法》第315条的规定过于简单，给司法实践部门对该罪的认定和处理造成了困难。通过研究该犯罪的法定行为方式的含义，该罪的主体范围和认定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解决实践中的困惑，为司法机关提供参考。     

危险驾驶入罪浅析

提要自2011年5月1日以来，《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已施行一个多月，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带来哪些影响，司法实践中又碰到哪些问题，以及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完善危险驾驶的相关规定，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观点。     

关于恶意欠薪行为入罪的思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恶意欠薪行为频频发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有效治理恶意欠薪行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的行为归入刑法范畴,追究恶意欠薪人的刑事责任,对于恶意欠薪入罪合理与否还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恶意欠薪现状出发,分析了恶意欠薪出现的原因,又从入罪说与非罪说角度,思考了恶意欠薪入罪的合理性,并提出了完善恶意欠薪入罪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