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腐败的现状及对策

行政腐败是目前我国社会中最严重的一种腐败,呈现出示范性、多元性、直接性和公害性等特点,在目前主要表现为滥用职权、行政越权、行政失职、行政失当和程序违法等几个方面,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等多途径,通过体制改革,增强打击力度等多种手段予以惩治,以维护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键在于体制和制度创新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既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决定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时期内难以完全消除。为此,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制度上有效遏制和减少腐败的发生;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以法律的效力严惩腐败;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坚持依法执政,防止和克服特权;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控制腐败的战略选择

政府职能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职能的重心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下，继续实行那种管制行政、微观管理的无限政府管理制度，必然造成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缺位，必然导致行政腐败。因此，变管制行政为服务行政，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加快审批制度改革步伐，是控制腐败的战略选择。     

试论我国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制度与法律根源

认清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制度性与法律性根源是治理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基础。对土地出让领域相关制度以及相关立法之缺陷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土地出让领域腐败有着深刻的制度和法律根源,涉及土地供应、出让与管理制度、廉政制度、财政管理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立法体制及法律本身问题等方面。治理中国土地出让领域腐败必须从完善制度和立法两方面入手。     

政治稳定视阈下腐败官员和资产外逃的惩防追缴机制建设

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异化。腐败官员与腐败资产外逃严重影响民众对于廉洁政治建设的信心,对我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惩防腐败对国家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腐败行为的结构性转型使得我国对腐败官员跨境外逃和资产转移的惩防难度增大,因此,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风险和利益冲突,正视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改革政治体制,依靠民主政治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促成对政府官员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将惩防跨境腐败上升到法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我国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户籍管理、护照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制度。要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框架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论构建制约行政腐败的制度路径

通过对正式制度的委托—代理分析和非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分析可以发现,仅靠正式制度难以制约行政腐败现象,必须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才能有效地遏制行政腐败。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策略及其效能提升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治生态、提升腐败治理水平、推动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等举措提升县域治理水平,进而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服从中央主导的政治策略、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策略和刚柔并济的行动策略,是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三大实践策略。这三大策略的主要目标导向在于引导权力规范运行、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促进县域良善治理。从其整体性的目标期待看,当前县域监察体制改革仍需从提升改革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持久性等方面着手,以拓展发展空间。     

治本抓源头

在我国现阶段,制度不完善、管理有漏洞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上而下的要求是:坚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努力解决导致腐败滋生的深层次问题,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针对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领域和环节,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司法体制等改革,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机制漏洞。要从制度     

国有企业腐败的原因、特性及其治理——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分析视角

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着一定的腐败现象,已经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秩序。我国现代化进程、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具有一致性。当前国有企业的腐败是在计划经济转市场经济、传统进入到现代的转轨进程中出现的,此时政企还没有完全分开,法律法规还在完善之中。必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监督、完善薪酬管理体制,通过制度的设计、落实和完善倒逼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来加强国有企业的腐败治理。     

论构筑反腐败的制度平台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单一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之中。中国目前许多腐败形式的流行,都与转型期治理结构的某些过渡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治理结构的变革,建立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乃是构筑反腐败制度平台的重要举措。为此要求深化以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自治化、网络化为基本面向的反腐败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反腐败过程中来。     

驿递改革与“养廉银”制度的得与失

古往今来,腐败问题都是政治治理中的难点,集体腐败尤甚。明清两朝针对两种典型的集体腐败曾作出相应的廉政改革,出台了相应的防治腐败制度,即明张居正的驿递改革制度和清雍正的＂养廉银＂制度。这两种廉政路径都取得了短期成效,但最终皆归于失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是依靠统治者自身的权力来推行,是＂人治＂,所以往往＂人亡政息＂,因此反腐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另外,在制定反腐败政策时,还应认真分析其本身的合法性,在强调制度化、法制化的同时,还应重视民主建设,加强民主监督。     

电子监察在预防腐败中的应用——基于青岛市的案例研究

电子监察是指行政监督权力的主体,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再造权力运行流程,规范和监督权力行使,以实现提高行政效能和预防腐败的目标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监察,电子监察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丰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涵和效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预防腐败。构建"电子监察预防腐败分析框架",要从清除腐败的权力基础、减少腐败机会、弱化腐败动机这三个方面着手,利用电子监察、电子政务等科技手段清理行政权力,消除腐败的权力基础;规范权力行使,减少腐败机会;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弱化腐败动机。青岛市电子监察在预防腐败方面存在着预防腐败的领域和层次不够全面、依然受到现行监察体制的制约和缺乏全面的绩效评估三方面的不足。因此,青岛市电子监察还需要拓展预防腐败的领域和层次;改进监察点设置,优化权力监督;完善廉政监察体制;构建电子监察绩效评估体系。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探析党内关系异化的圈子文化之源

圈子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演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在中国，圈子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基础，其价值理念与运行规则从社会领域向政治生活场域的渗透，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圈子文化所衍生的隐性的社会结构力量对党内关系的解构与异化、权力腐败的诱致与扩散，使政治生态面临劣质化风险，应从观念改造、清除特权、消解主要领导干部“被围猎”困局、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力等方面构建防治党内关系中圈子文化蔓延的整体思路。     

惩防体系的软肋：国企腐败的制度依赖性透视

国企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政治与经济双重体制的逆向挤压是国企腐败高发的动因。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依旧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公权力对国有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国企正是依赖这种公权力，获得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超额垄断利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多元化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方式又成为其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瓦解国企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行为在于分类监管。公益性类企业的监管模式应当摒弃市场化监管手段，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社会民主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模式；对竞争性国企应确立“非禁即准入”原则，建立国有资产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说，国企腐败治理关键在于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以全面改革代替局部改革，以制度创新代替制度修补。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A Study of Public Perceptions in Spain

Spain experienced an outbreak of public sector corruption—much of it related to the involvement of regional and local administrators and politicians in the country's urban development boom—that angered the public and sparked calls for government reform. Using data from a 2009 survey that followed these event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corruption and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itizens, including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rule‐breaking behavior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ercep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s well as political corrup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less satisfaction, lower levels of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break rules. Although these survey results cannot prove causation,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notion that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damages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in the eyes of citizens and weakens the social fabric of democratic society.     

医疗腐败的成因与治理

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是社会各界最关注的一种腐败。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还有人们的心理活动、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等因素。治理医疗腐败要采取综合治理,从加强对医院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的职业道德、反腐倡廉教育入手,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奖励和惩罚制度、考核制度及药品招标采购的相关制度为重点,发挥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建立医院反腐倡廉的监督体系。以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院务公开、＂三重一大＂制度为抓手,从长远考虑,从解决具体问题做起,逐步构建医疗腐败的惩防体系。     

The politics of Belgium: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under bipolar and centrifugal federalism

This volume seeks to provide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Belgian political system through the prism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from a unitary into a federal system is used as a connecting theme linking the contributions. The volume is divid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touches upon the soci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policy-making in Belgium, such as the dynamics of the Belgian federal system, the consociational features of the Belgian polity, the presence of a Belgian political culture (or of two distinct political cultures), the fragmentation of its party system and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second part addresses policy performance and policy reform within the context of Belgian federalism, with a focus on divergence in policy performance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social security as a contentious federal policy area, policy failure and corruption and the impact of EU policies on the domestic federal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