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去行政化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

工会"去行政化"与"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去行政化是工会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改革突破口,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工会去行政化的方向指引。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凸显工会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回归工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完善工会作为支持型组织的服务功能,使工会真正成为具有活力的、能够整合社会资源有效服务职工需求、引导和倡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现代枢纽型社会组织。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塑造：试论工会的去行政化改革

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工会应当成为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及社会现实等原因,工会的联结重心发生偏移,行政化趋向愈发突出,并集中表现为组织设置科层化、组织功能行政化、运行方式机关化、经费收支行政化、人事决定及考核机制行政化等五个方面。这就引发了工会自身的角色冲突,影响了工会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此,必须以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着眼点,以去行政化为思路,积极发挥政府、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工会的共同作用,切实有效的推进工会改革。     

国家治理转型与工会去行政化改革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前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工会作为系统化的社会组织,是一股重要的治理资源,必须在去行政化改革中融入现代治理理念,突显工会作为社会功能体的定位,强化工会的维权主业,发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职工服务,加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向运作,发挥职工的主体性作用,通过五个方面的努力推动工会成为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     

工会的去行政化改革及其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格局必须放置在历史中加以观察。工会组织的行政化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但是在当前,作为全国性与行业性社会组织联盟的工会,其去行政化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通过工会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项目制运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嵌入冲突: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困境探析

基于"嵌入"理论,以构建政府、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双嵌入"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运行过程后发现:政府通过项目制治理,将社会组织吸纳到行政规范的轨道上,使得社会组织公共价值取向与行政化趋势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逐渐消解与非政府性质社会治理资源的逐渐行政化。其外在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嵌入之间的冲突,实质则是社会需求导向与政府政治偏好的冲突。     

社会管理视域中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协调劳动关系、保护劳动权益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劳动就业服务的重要内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南山区通过调整行政主导型的劳动关系调节模式,逐步实现街道及街道以下基层工会的"去行政化",保护劳动者的产业公民权,建立集体谈判制度,从而在复杂的劳资冲突环境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论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

在市民社会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推进下,并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规模和影响力在逐步扩大。本应具有非政府性和民间性特征的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特殊的土壤下却具有了＂行政化＂的特征。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角度分析,其行政化的表现主要可以概括为至上而下的外在性、至下而上的内在性两个维度。造成非政府组织行政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可以从改革、利益和制度三个视角逐步分析。就分析结果看,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势在必行。去行政化的路径应该是在把握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内外兼修,合作共治。     

论我国工会对会员的代表权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者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个体劳动纠纷以及集体性劳动争议越来越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会组织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然而,工会作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社会组织,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维权职能。究其根源,在于工会的代表性不足。工会对会员的代表权是工会的天然权利,被法律确认并认可,它与政治代表权、法人代表权以及民事代理权都存在区别,具有社会法属性。当下,我国工会改革的重点在于"去行政化"及其社会属性的回归,进一步强调工会的维权职能。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的运用为工会维权开拓了新路径,工会改革应沿着更好地代表会员利益的道路继续前行。     

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

高校行政化是指高校作为学术性组织的特性被忽视,用行政的手段和思维管理高校,高校去行政化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校改革的重要举措,其本质是按高等教育的规律办学,主要探讨高校去行政化的紧迫性、弊端和路径选择,并指出了在当前时期高校去行政化过程中要正确区分高校行政化和高校的合理行政.     

关于工会“去行政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正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重新认识和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历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深刻界定。"两个正确处理"及其原则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于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把握,将引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类组织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其对工会组织提出的挑战,就是要去行政化,将工会建设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     

大学“行政化”表征、根源及“去行政化”问题研究

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且进一步升温。从阐释"行政化"入手,列举了大学"行政化"的表征形式,分析了大学产生"行政化"的根源,据此提出实现大学"去行政化"几个方面重要问题的意见。概括为:抓住、铲除"行政化"的牛鼻子———政府、学校内部行政化倾向;解决好一个误区———取消行政化等于取消行政管理;要把握好一个度,渐进式推进,不要犯一轰而起的错误。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大部门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

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部门制改革应强化系统设计,以更为广阔的"大政府"视角统筹协调党政群分工,统筹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在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上下功夫。大部门制改革应增强政府的组织弹性和组织开放度,提升政府合法性、回应性和公共性水平。大部门制改革应注重统合社会资源,统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改革,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鼓励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参与政府治理。伴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加快推进新一轮公务员制度改革,强化改革的制度化保障;在注重政府组织横向结构与功能调整的同时,还要在纵向上谋求实现各层级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发挥好整体政府功能。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论街道办事处公共服务功能的社会化转变

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的定位一直是社区行政体制改革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街道办事处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仍然属于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且行政化的色彩浓厚。根据社区自治的精神,街道办事处的社会化转变是必然趋势。本文在分析当前街道办事处行政化现象的原因和弊端后,提出了街道办事处的服务功能、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进行社会化转变的改革措施。     

关于中国司法行为行政化的理性思考

司法行为行政化违反了司法的构成和运行规律,造成了司法与行政功能上的紊乱。本文从历史文化、近现代的社会基础与当代司法体制分析司法行为行政化在我国形成的原因,并对克服司法行为行政化的解决路径进行具体阐述: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     

高校改革中教师合法权益维护研究

我国改革已进入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深度调整的新时期。作为社会组织，工会的地位日益明确，其作用日益突显，高校教师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亦显得日益重要。由于高校各项制度改革不到位，高校出现了过度行政化、产业化等不良趋势以及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使得高校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为此，必须高度重视高校工会建设，努力健全教师工会维权机制，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考察脱钩改革的历史变迁,“去行政化”的核心目标和“推行政会分开”的改革方式一以贯之,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既培育发展又规范管理、秩序优先于活力的价值排序,构成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脱钩改革带动政会关系从“行政主导”的解构转向“政治领导与合作共治并进”的重构,为此,需要从政治领导关系和合作共治关系两方面对构建适应于后脱钩时代的新型治理制度框架和整合机制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