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四十年: 回眸与展望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10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印度洋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

印度洋地区安全正处于重大变动之中,非传统安全议题正日益凸显,但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治理状况落后,存在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与地区内国家和区域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以及崛起中的大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参与和关切不可避免,然而当前部分国家依然沿用地缘政治的权势逻辑透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一举一动。对此本文主张通过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参与路径来寻找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以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减少他们对中国的畏惧,相应的措施包括积极通过参与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创设新的安全机制、加强大国合作与协调以及自身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等多个渠道积极参与印度洋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第八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中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中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也给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国家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自年初开始肆虐于中国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造成巨大冲击,     

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与跨境安全治理的转型

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与边境地区安全的高度关联,使跨境安全治理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时空关系相对稳定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下,跨境安全治理从未面临严峻挑战,国家边境管控和边境地区一体化相结合的手段往往是较好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但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深入,传统地缘政治高度依赖的时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共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时间流动加速甚至"静止化",对传统的线性叙事和决策思维产生重大冲击;它还推动传统上静止的空间得以"流动",从而使地缘政治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间不确定性。正是这一崭新的时空联动关系,使地缘政治由传统的单一形态朝向复合形态发展,并对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思维和模式产生重大冲击;呼吁跨境安全治理朝攻守平衡、收放自如、松紧合理的方向转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次,中国都有重要潜力成为这一时代性转型的引领者。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2020年度《国际安全研究》选题预告

2020庚子年注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年度。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侵袭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积极探寻公共危机治理之路。这也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加剧安全矛盾,正在形成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深入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安全架构与地区安全机制,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均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亟须进行理论与实务探讨的重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策略优化：结构性错位与现代化融合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全新的高智商高科技型犯罪,当前各国犯罪侦破和司法审查仍处于经验积累阶段。近年来,部分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数量骤增。中国公安机关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通过与缅甸等国家执法部门开展大规模反电诈行动,在缅北等地区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仍有较大活动空间,且有向司法监管薄弱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以境外第三国为犯罪源头,专门针对境内外中国公民财产为诈骗目标的新型网络犯罪亟需予以持续关注。新型网络电信诈骗团伙对社会经济安全、公民财产安全产生持续系统性威胁。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具有高科技化、善变多变和反侦查意识强等特征,电信诈骗犯罪在各国间面临罪与非罪的差异、罪名与刑罚的差异,各国间法治差异、应对的不对称性和结构性错位问题给跨国电信诈骗治理带来障碍,同时也存在跨境证据收集原则差异与证据转化难问题。文章提出按照预防为先的应对思路,加快构建涉外法治体系为切入,共同推进国家间涉外法治现代化融合发展,深化跨境侦防一体化建设与完善跨境诉讼制度。通过跨境“侦查—防范”体系的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保障相结合,立法上扩大跨境技术侦查的证据来源范畴,优化跨...     

国际法视野下的南海海盗治理与合作

日益猖獗的南海海盗对南海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国际法对海盗治理形成了一些规范,但这些国际法的规范有的不具法律拘束力,有的规定得过于原则不够具体,有的目前不能适用于南海。而南海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南海的航行安全关乎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中国应当在南海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海盗治理问题上,应采取"搁置争议、加强合作"方略。具体应遵从四个步骤:完善国内的刑事立法;积极开展海盗治理、保障南海航行安全的双边合作;推动南海反海盗合作新的多边协议的达成;积极参加国际上打击南海海盗犯罪的联合行动。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美国北极战略新动向及对北极治理的影响

在北极地缘形势复杂化背景下，美国北极战略在认知、议题、合作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美国北极战略调整旨在应对北极地区日益凸显的安全风险，确保美国在北极区域和全球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增强自身参与北极治理的能力建设。美国北极战略新动向将对北极安全治理、发展治理及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区域治理机制走向产生关键性影响。中国应妥善处理与美在北极的竞合关系，维护在北极的合法权益。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

自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结束后,非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既有内战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有恐怖活动在非洲扩散,"不稳定之弧"暗流涌动的威胁。埃博拉疫情扩散则敲响了非洲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警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非洲安全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必须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作者从多个角度提供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路,值得思考。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新时代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模式探析

随着安全地区主义以及安全区域化的发展,区域安全治理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程,这实际上是全球安全治理在局部地区的具体表现。具体而言,区域安全治理介于全球安全治理与国家安全治理之间,是地区公共与私人部门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来管理地区安全问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消极参与者逐渐进化到了现在的开始扮演积极建构与主动塑造者的角色。迈入新时代后,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动力与能力不断增强,通过倡导亚洲安全观,以及推动加快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创新与治理体系变革,发展出了"多元协作共治"模式,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主要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安全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原则、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目标等方面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并与其他治理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通过理解新时代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有助于强化区域安全治理中国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推进中国式安全治理理论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