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

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较之中央地方关系更重要的是条条与块块关系。在地方法院院长产生的问题上,作为块块的上级党委和本级党委与拟任职法院的上级法院之间,对人选各有不同支配关系。在武装夺权年代确立的"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地方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考量意义。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浅谈“二五”普法的实施途径

中央提出的以“九法一例”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我们正面监着做好第二个五年普法规划的组织实施准备工作,根据几年来的普法实践,我们认为要搞好今后的普法工作,使之收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做到六个结合。一、“块块”教育与“条条”教育相结合。“一五”普法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的。这是保障完成普法任务的关键,也是普法成功的经验。“二五”普法工作,仍应加强党委、政府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搞好“块块”教育。“二五”普法已把部门法作为一个主要内容,如果把这些部门法统统交给党委、政府来组织学习宣传,也不切合实际。部门法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实施部门法的条条主管部门必须承担起宣传教育任务。二、经常化的教育与突击性教育相结合。法制宣传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双重博弈结构中的激励效应与运动式执法——以法律经济学为解释视角

在当前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中,本应作为权宜性举措的运动式执法被异化成政府的惯常选择。然而,对于引发运动式执法的诱导性机制,现有理论却未能给出充分解释。从法律经济学的双重博弈结构考察,该异化现象的制度根源在于行政科层对主政官员形成强激励、辖区公众对其形成弱激励,且二者的激励内容互不兼容。双重博弈下的运动式执法导致一系列违反法治的不良效应。应当着眼于双重博弈结构,借助主政官员激励结构的法律变革消除运动式执法的内在诱因。因此,应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革:编制辖区治理目标综合评估绩效指标,优化行政科层的强激励效应;在治理绩效考核中引入公众参与,矫正辖区公众的弱激励主体地位;全面落实问责制的声誉惩罚,改变行政科层考课与辖区公众之间的强弱激励对比,确保行政执法回复到法治轨道上来。     

“人心”与“力量”: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

统一战线作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围绕一定的共同目标并且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地位。基于统一战线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可以认为,其所要解决的就是政治上的"人心"和治理中的"力量"问题。统一战线工作"凝聚人心"的政治使命主要在于夯实共同的政治基础、凝聚最大的政治共识和巩固广泛的政治联盟。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统一战线具有多中心治理功能、协商式治理功能和网络化治理功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主要在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加快队伍建设步伐。     

共享控制权:一种应对排污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

单一的政府主导或公众参与的治理已经难以解决排污企业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论文提出一种"共享控制权"合作治理机制,从信任构建、控制权共享、治理效应三个维度对其作用机理及适用性进行了阐释,并用多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信任构建促使公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污企业共同在场;中央政府与公众共享包含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控制权;生态环境部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常态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低、污染程度低的排污企业的治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运动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高、污染程度高的排污企业的治理。     

“条块并举”发包制下的基层治理——以T区乡镇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例

【问题】有关中国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已有研究提出了行政发包制(适用于块块维度)和"控制权"理论(适用于条条维度)两种视角,但实践中的基层政府会同时承接来自上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包。近年来,中央启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改变了既有发包制的运行。那么,如何概括变化之后的基层政府治理实践呢?【方法】以T区所辖乡镇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个案,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详细呈现了当下基层政府治理的新特征。【发现】中央层面近年来发起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从三个维度改变了发包制的运行,它们包括行政权限的分配、内部控制和检查验收机制的运行,以及激励机制的设置;这就导致了既有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偏离。【结论】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条块并举"式发包制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很好地概括近年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新特征,并有助于我们理解精准扶贫相关实践中的矛盾现象。     

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

已有研究通常将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系的常规运作看作两种泾渭分明的、互为补充或矛盾的治理形态,但论文认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化官僚运作只是在理论分析上存在的两个理想类型,实际上,中国的治理运作很大程度是在这两个理想类型之间不断转变的治理谱系,而治理任务的"合法性承载"是解释这些差异的核心变量。论文通过对A市18年创卫历程的考察,展现了A市的创卫在前期要件齐全的运动式治理中是如何被常规化从而失效,又如何在获得充分的"合法性承载"之后通过首长站台、高位协调、加强保障和严格问责等手段进行"再运动",从而取得成功的。进而,论文指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科层体制背后的问题是注意力分配,而"合法性承载"概念将有助于解释注意力是如何在治理谱系中进行分配的。     

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中央工作部署"示范联系点"到"试点地区"逐步开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社会心理服务具有民生国家关怀广泛性、社会利益长远性的特点,是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业探索中的一项重要执政创新。中央的政策指向、原则方略、基本要求同地方的落地做实、工作细化、任务分解相承接,反映了试点治理的央地关系。从国家动员视角来看,权力精英领导动员体现民生心理关怀的政治优势;运行架构组织动员保障民生心理关怀的制度执行;专业系统技术动员支撑民生心理关怀的体制力量;参与力量整体动员营造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情感。     

中国掀起治庸风暴

近期,我国多地掀起"治庸风暴"。这其中,备受关注的是武汉市4月6日开始高调开展的"责任风暴"、"治庸计划"。该市"治庸办"曾一日内处分了近40人。从密集治理腐败,再前移到治理"庸官懒政",专家认为,各地此举值得肯定。此外,专家也指出,"治庸风暴"早已有之,但大多沦为"一阵风"。如何将"一阵风"变成长效机制,正在考验各地官员的政治智慧。     

国企改革:股份制企业治理机制的中国式探索

股份制是为调和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所出现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克服私人资本局限的同时带来了"两权分离"问题。为了防范"两权分离"引发的管理者道德风险,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股份制企业治理机制。国有企业天然存在"两权分离"问题,我国选择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路径,不是为了集聚社会资本,而是试图借助股份制企业的治理机制提高国企效率。但是,两种所有制之下形成的两种"两权分离"存在重大差异,简单的"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在检讨西方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目前对国有股份制企业采取了"鸡尾酒式"的混合治理模式:通过立法拟制了国有产权主体,以大陆法系股份公司治理机制为蓝本,吸收、借鉴英美法系的某些制度,并将之与传统的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国企管理者特殊激励等做法相结合。总体上,应当认为当前股份制国企的治理实践是较为恰当、有效的"中国经验",但各项微观制度仍有待深入研究与完善。     

上海市城市街道和开发区司法所建设调研报告

正城市化地区往往经济社会发展更快、人口更密集、社会矛盾也相对更加突出,对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4年年初,司法部基层司部署开展城市街道和开发区司法所调研。上海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紧密结合市委领导"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工作要求,着重围绕基层体制、队伍、治理、服务和保障四个主要方面,对全市街道司法所、开发区司法所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以期更好     

杰斐逊式民主与“美国精神”

托马斯·杰斐逊参与了认识、组织、治理国家的全过程,将自己的主张变成对国家宪政、政府政策的现实设计,实现了个人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完美结合。杰斐逊的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治国理念被称为杰斐逊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杰斐逊式民主经过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维护与发展,成为美国民主传统的主流,促进了美国精神中政治民主传统的形成与传承。     

公正执法 惩教育人 践行法治中国梦的重庆市渝州监狱

正重庆市渝州监狱系重庆直辖后新建的一所高度戒备重刑犯监狱。司法部吴爱英部长、重庆市黄奇帆市长等各级领导先后多次亲临视察指导,对渝州监狱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守住安全稳定的门口监狱以"确保安全稳定"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物防、人防、技防、联防有机结合,建立健全"135"工作体系,构筑多层级、全方位的安全防范工作体系,     

“稳增长”政策的政治逻辑与法律治理

为了应对当前经济增速的放缓,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体现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稳增长"政策,其内在的政治逻辑是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根据该政治逻辑,"稳增长"政策成为实现这一合法性的政治手段。然而,宏观调控权专属于中央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当前主要由地方政府实施的"稳增长"政策已违反了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理。当然,对"稳增长"政策的根本治理,还有待宏观调控法辅助性原则的确立,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在宏观调控决策中作用的消解。     

缤纷语丝

"让党员干部都亮亮丑、出出汗、排排毒。"--广东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曰前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会上强调,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紧密结合实际,把教育实践活动抓好抓实。     

彰显个性 提升素质 快乐成长 全面发展——商南县初级中学创建素质教育优秀学校纪实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法律法规,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商南县初级中学努力开展素质教育省级优秀学校创建活动。1 1月下甸,该校按照素质教育评估指标体系提出的各项要求,对办学方向、办学过程、办学效益进行了全面的自检自查及评估。学校把创建省级"素质教育优秀学校"纳入总体工作布局之中。成立创建领导小组,校长任组长,支部书记任副组长,全体行政人员为成员,由行政办负责日常办公,具体负责创建工作的任务划分、督促检查各项创建任务及协调沟通,营造了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的工作氛围。学校实行校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教代会的民主监督作用。学校组织机构健全,职责明确,被评为县级、市级"和谐领导班     

中间层级何以保障政府运转? ——政府过程中的副职领导研究

【问题】中国副职领导官员通过怎样的机制介入政府过程?作为中间层级的政府群体,他们如何处理政府运行中的组织目标和执行能力的关系?副职领导官员对于理解政府治理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方法】论文基于田野调查和访谈,重点关注政府中的互动“事件”,依据“条条—块块”“上层—下层”“重要—日常”维度获得了19个案例,并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副职领导官员凭借分管、集体化和复杂性特征成为兼顾组织目标和执行能力的“保障性耦合枢纽”,并表现出三种机制:其一,方案转化机制,即结合价值目标和能力水平议定行动方案;其二,激励统率机制,即在上级授权之下动员、组织和引导下属官员;其三,调适纠偏机制,即对组织运行的潜在问题进行调节。这些机制使政府过程富有层层过渡的弹性,把压力化指标不断转化,并将激励链条贯穿于组织网络之中。【贡献】组织不会一直保持均衡结构,而中国情境中的副职领导官员能够使政府组织实现动态平衡,启示了中间层级研究的价值。论文审视了副职领导官员群体的重要性,揭示了他们在中国科层组织中的独特作用:作为积极的集体性行动者,副职领导官员串联协同各个层级,将政府有效运转起来。     

多管齐下减农负

始终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重要政策和任务来抓，是我市各级领导的一个共识，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果。１９９６年以来，我市共减轻农民负担１．６亿元，退还不合理负担２１９２万元；１９９３年至今，我市未出现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和恶性案件；顺利通过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１６次专项检查，并两次被省确定为农民负担免检市。强化责任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加强领导是关健。我市结合实际着力构建并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党政齐抓、行政一把手负总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