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及其演变——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变革路径

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内涵、演变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并针对学术界对官僚制理论的讨论与评析 ,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性观点。在这一论述过程中 ,着重分析了官僚制在时下中国的地位及其适用性 ,以及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走向和可能路径。     

官僚制组织适应性危机与公共组织制度创新——虚拟组织的导入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层官僚体制面临着适应性危机.把虚拟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为克服传统官僚制适应性危机、提升公共组织应对组织环境变化的适应力提供了一种组织制度方面的创新形式.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学习型组织：对官僚制的修缮还是革命？

尽管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 ,并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 ,官僚制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行政组织中公共利益的缺位和人的异化造成了其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技术 ,对官僚制有所超越的学习型组织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比较优势。虽然在价值取向和组织构造上二者有所不同 ,但从本质上看 ,学习型组织仍然只是在官僚制框架内对科层制的局部调整 ,而并非对官僚制的“彻底革命” ,因为它依然没有脱离出韦伯所说的效率、目标范畴。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 ,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 ,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补课和创新、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模式。     

论官僚制与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

官僚制形成后,官僚职业使行政人员出现经济人角色与公共人角色的冲突.行政管理层级过多导致行政人员公共人角色弱化,组织扩张又导致经济人角色强化.因此,可以通过以服务行政确定行政人员的工作对象、以市场化确立行政人员的工作目标、以扁平化组织满足行政人员的需要为手段消除角色冲突.     

官僚制与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官僚制(bureaucracy)，也被译为科层制。有学者认为译为“官僚制”，易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带有贬义的意味，而译为“科层制”表明这是一个中性的科学用语。但实际上官僚制或科层制都是指在大型组织中对工作进行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原则，而官僚主     

比较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中的权力

组织作为群体性行动的形式,必须得到权力的支持,一切组织都离不开权力。但是,在不同的组织,权力的获取以及运行是不同的,常规组织的权力来源于控制又是从属于控制的,是一种控制性的权力。任务型组织的权力既来源于常规组织的授权,又来源于组织成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一种从属于完成任务之需要的权力。任务型组织中的权力将在合作关系中得到增强,通过组织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任务型组织中的权力能够实现其功能最大化。     

建构与超越:服务型政府构建视阈下对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对于当前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又处于后工业化世界大潮中的中国而言,我国仍处于官僚制理性不足的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一特殊行政生态下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理性思辩的眼光重新审视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建构真正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优秀思想,从而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部分超越。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     

论任务型组织的环境策略

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一种能够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不同,它不是通过内部结构和程序的稳定性强化而获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任务型组织的环境策略必须是"以变应变"。只有这样,它才能承担起处理紧迫性任务的使命,才能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显示出自己灵活性的特征和快速反应的能力,才能营造出有利于自己完成任务的组织环境。     

论任务型组织的舆论资源

组织的运营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其中,舆论环境是现代组织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常规组织的控制行为导向决定了它总是试图对舆论加以控制,结果,它既不能真正控制得了舆论,也不能防止舆论对它作出负面的批判性评价。与常规组织不同,任务型组织是一类为了承担特定任务而设立的临时性组织,这类组织的任务导向以及任务性质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总能成为舆论的中心,而且,能够有效地把舆论转化为有利于组织运营的资源。任务型组织在获取舆论资源方面有着常规组织所不及的优势,同时,任务型组织也需要在组织信任关系的营建中去有效地维护舆论资源。     

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递进性发展。新公共管理范式并不是对官僚制的摈弃,而只是对其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任务型组织管理的技术性策略

与常规组织不同,任务型组织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是因处理重大的、紧迫的和一次性任务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常规组织的许多管理技术对于任务型组织来说,都是不适应的.但是,任务型组织是可以发展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技术性管理方案的.其中,明确任务的导向性,注重组织运行中的主动性,强化组织运行机制的灵活性,树立"不确定性"理念等,都是任务型组织管理技术的生长点.     

控制官僚——基于中国现今制度空间的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学界对我国控制官僚的研究相对不足。官僚一般泛指官吏,即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任命,在行政机构担任公职的政府官员。在我国现今的制度空间下,官僚可以分为核心官僚与泛官僚。控制官僚是现实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控制官僚的策略主要有党权控制、组织控制、人事控制、财政控制、绩效控制与伦理控制等。这种控制策略虽然全面,效果却不甚理想。其体现了党—政主导的积极控制逻辑,法制化、制度化水平比较低,亟待加强。     

任务型组织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与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的对话

严:张教授,最近一个时期,你与你的学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任务型组织研究的文章,我们的刊物也在今年的第三、四期上发表了你与你的学生写的一篇关于任务型组织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刊物也非常关注你们的这项研究,想请你谈一下关于这项研究的一些问题,并介绍给读者。张:谢谢。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思考的很清楚,我们所发表的只是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研究工作中来。现在看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需要感谢贵刊以及所有发表过我们关于任务型组织研究文…     

官僚个体与组织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基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与方法

官僚政治既有阶级性一面,也有社会性一面。因而,在任何社会中官僚政治都带有社会性。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看,官僚政治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有非理性的假设;不仅有组织社会学的非人格化、程序性的意义,也有人格化、病理性的意义。因此,官僚政治的研究势必要求我们突破现有的研究视角,从强调外在客观的研究转到内在主观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以精神分析学的若干概念为分析工具,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着力研究官僚个体、官僚组织的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应有其重要意义。     

在变革中寻求平衡与认同——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影响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社会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或者转型时期社会价值体系的变迁和重组都会受到人们主观意识尤其是整体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的发展面临特殊的历史境况,如何对其认识、把握和引导,将对整个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