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制组织建设与治理方式变革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人类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巨大变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标示出公共管理关系的变化,但多元治理主体只表明政府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它并没有说明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合作治理则回答了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合作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形式,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能使合作变为现实。合作制组织的网络式结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原则向我们展示出其可能的图景。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制组织建设来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基层治理谁来评价

正吕德文在8月3日的《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说,近日,各地时有爆出因治理者政策失当、不顾群众呼声,甚至作风粗暴,而导致一地鸡毛的新闻事件。这说明,我国大部分地区基层治理仍然比较粗糙。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之所以容易发生简单甚至粗暴的事件,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主政者没有认识到基层治理的特性。一般而言,基层治理是一个慢活、细活,是一个极其挑战治理者耐心的活。由于需要与群众面对面,使得基层治理更强     

治理概念的再认识——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的视角

政治学的学者基于多元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认为治理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与公共权力的分散化,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新公共管理学者认为治理是指把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与商业部门的管理方法或手段引入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之中。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治理意味着打破政府社会事务中的垄断,在制度安排上引入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体制,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在服务型政府理论视野下,治理在本质上是合作治理,是指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在服务价值指引下,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而产生的合作行为。     

论职业活动的社会前提

人类的职业活动是在分工的前提下展开的,但是,进入后工业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职业活动不再是以分工为前提的,而是以社会分群为前提的。职业活动的前提从分工到分群的变化,意味着对职业活动的科学认识需要根本性的视角转变。在社会治理职业活动中也是这样,对于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需要从社会分群的角度来加以认识。     

精英结构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精英研究的魅力不在于谁是精英,而是在于缔造什么样的精英结构,即精英或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精英结构受社会背景和劳动分工的重要影响,与政治稳定、政体类型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因此精英结构是影响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以意识形态整合、共识型整合与分裂为基础的三种类型的精英结构直接导致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国家治理质量和国家治理水平.整合的精英结构一般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指向,更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而这往往依赖于有效的精英整合机制以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对精英属性所达成的共识.     

“中国方案”话语内涵的时代特征及国内学界对其认识的演进

从"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到"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涉及到"中国方案"的话语关键词多与治理领域和发展环节相关,主要精准聚焦于世界各国应如何携手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从"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到"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到"中国方案"的话语关键词又多与社会制度和国际关系相关,主要专注于探索如何建构人类未来更理想的社会制度与更良好的合作模式。新时代,从"中国方案"的角色出场与舞台演绎再到"中国话语"的思想认同与价值契合,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方略和治理理论已经赢得人们的赞赏,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方案"不再缺少观众,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话语"亦不再缺少听众。     

试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重心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可被视作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治理层面上的缩影。政府失灵的诸多困境,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会公正、推动组织创新、促进社会沟通等功能优势,可以弥补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而要实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必须借助制度设计明确双方的治理重心。把自主治理领域真正让渡给公民社会,则是划定二者治理边界的一条重要准则。非政府组织通过与政府的契约性、制度性合作,将在良性互动中实现有效治理。     

政社分开的基础:领导权与治理权分开

政社分开的改革因政府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的矛盾而进展迟缓,这一矛盾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误解。政社分开的实质是权力的分开,即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这一分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也切合政社分开改革的实践。它有助于解决使社会组织和团体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而自治的组织这一政社分开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助于在基本的功能上划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也有助于解决改革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之间的矛盾。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治理权全部放手,政府需要在它治理的领域里承担起它的责任,同时政府还承担着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职能。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农民与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土地产权得以扩大和强化。随着土地流转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传统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组织边界和阶层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建构与土地流动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表明,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组织重构、社工队伍建设、服务下乡等方式,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和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推动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企业视点

"自主管理"正在进入企业内部不难发现,传统的企业管理更注重策略、结构和系统的管理,企业的变革也是倾向于制度、规章等方面。而价值、人员、作风、技术则是体现到人身上的可塑的因素,是无形的,不停变化却又很有力量, 在一代员工心中扎根很深。知识经济的出现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出现了新的管理模式:企业管理层次的扁平化, 企业组织形式的虚拟化,企业组织结构的非线性化。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再是单     

大数据视阈下的国家政治治理

国家政治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政治主体自身的治理和治理客体对治理主体的监督与约束。大数据既给国家政治治理带来发展的机遇,又带来相应的挑战。限权治理、因果相关性并重治理、分权治理、智能化治理、权力清单治理等是大数据给国家政治治理带来的关键机遇。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双重身份兼具、破坏法治空间、锁死政治制度良善发展、政治主体伦理失范、政治治理内在逻辑脱轨、政治治理呈现复杂性等是大数据给国家政治治理带来的严峻挑战,这会使国家政治治理偏离正确的轨道而陷入困境。国家政治治理应充分利用好大数据,以提升国家政治治理的能力、品质和水平。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应以法治为底线、以制度为根本、以程序为经、以责任为纬,坚持法治、制度、程序、责任相统一的原则,以保障政治尊严为目的。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治理理论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使得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公共治理领域的合作共治的理念,逐渐深入到中国政府治理社会过程之中。然而面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必要性有多强,合作共治本身是否可行,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据此,本文重新界定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与参与共治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信息共享与技术赋权:乡村治理中行政壁垒的破除路径

从乡村治理实践来看,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和社会动员中占据优势,而社会参与力量不足。农村基层政权上下壁垒森严,横向协作不足,与村民的关系逐渐疏离。这引起了权责不清、治理碎片化和村民自治不足等困境。重庆群工系统开辟了信息共享和技术赋权的双重路径,有利于优化政府流程,强化部门横向合作,保障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从而推动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有效破除了乡村治理中的行政壁垒。     

公共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正和博弈关系探究

在治理和善治理论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命令与控制的被动管理网络被平等、弹性、柔化的网络组织结构所取代：传统的采用管制与禁止的单一治理范式进化为激励和促进的多元治理手段。和谐社会视阈环境下．公共治理多元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李志强、任克强：边界型治理重心下移街道体制改革新思路

<正>街道作为区级派出机构有效发挥了链接基层多元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重心下移又使基层多组织要素更加趋向“嵌合”式治理结构。这种过程不断强化基层治理结构黏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权责交叠和边界模糊的困境。对于街道体制改革,我们所聚焦的重点在于如何构建既成事实的多元主体合作的权责归属,以达到合作效能最大化的目的。当前,在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新一轮基层体制改革开始向街道办事处“下沉、赋权、增效”路径转型,     

国企党建工作面临新挑战

当前,县(市、区)国有企业发生了五大变化:国有企业从多数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国有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承担的一些行政职能基本消失,经济组织特性更趋明显;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的机制初步形成,政府不再     

党政领导干部廉洁力开发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日渐紧密,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官僚制行政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发展需要,崇尚权力分享与合作共治的公共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在开放、透明的公共治理氛围下,社会各界更广泛、更积极地参与各项社会建设,在体现社会公共事务共治共享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与挑战,公私权力边界的模糊性蕴含了权力寻租与腐败的风险,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更容易诱发公共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新形势下,反腐已经成为政治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党政领导干部如何因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提升廉洁力,是我国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阐述了领导干部廉洁力开发的必要性,以及领导干部廉洁力开发是公共治理演进的必然,分析党政领导干部廉洁力开发面临的困境及加强领导干部廉洁力开发的对策建议。     

浅析社会治理体系的网络结构及其过渡形式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是一种网络结构。类网络化结构是单一主体治理结构向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是通向网络结构的过渡形式。网络结构改变了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无中心的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密集的多边联系和充分的合作是其主要特色。网络结构内部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被新生的伦理关系融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