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体系嬗变:中国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构建

新中国儿童福利体系建立已经60多年,但就制度特征来说,仍然是“狭义”的儿童福利,而不是普惠型的儿童福利.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流浪儿童、困难家庭儿童、孤儿和弃婴、残疾儿童、单亲家庭儿童、大病儿童等群体已经达到一亿以上.中国儿童福利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儿童福利的制度安排明显缺位.未来中国儿童福利应从国情出发,通过“津贴+服务”的形式,在福利的目标群体上从特殊儿童向全体儿童扩展,建构普惠制儿童福利模式.     

完善我国困境儿童救助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儿童福利事业与权益保障问题,但目前一些地方的"婴儿安全岛"所遭遇暂停或关闭的现实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体系与救助立法方面仍存在不足。我们应当加快立法步伐,通过制定《儿童社会福利条例》,修订《收养法》,做好与《收养法》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工作,建立困境儿童的监护干预、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制度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全方位提高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与法治保障水平。     

留守儿童保护视野下未成年人监护权委托法律程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留守儿童的产生绝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我国监护法律制度的缺陷难辞其咎,其中未成年人监护权委托程序缺失是问题的关键。监护制度缺位是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应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分析我国主要部门法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短板。我国以未成年人监护权委托程序为主的监护制度建构,至少应包括原则设置、核准程序、前提条件、核准及监督、惩罚救济等几个方面,通过事前预防程序的设置来保证留守儿童始终处于合法、有效、持续不断的监护之中,提高监护法律的作用和效率。从源头上阻止留守儿童数量的继续上升、有效改善监护质量,最终通过立法与司法力量帮助去除这一特殊社会现象。     

留守儿童保护视野下未成年人监护权委托法律程序研究

留守儿童的产生绝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我国监护法律制度的缺陷难辞其咎,其中未成年人监护权委托程序缺失是问题的关键。监护制度缺位是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应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分析我国主要部门法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短板。我国以未成年人监护权委托程序为主的监护制度建构,至少应包括原则设置、核准程序、前提条件、核准及监督、惩罚救济等几个方面,通过事前预防程序的设置来保证留守儿童始终处于合法、有效、持续不断的监护之中,提高监护法律的作用和效率。从源头上阻止留守儿童数量的继续上升、有效改善监护质量,最终通过立法与司法力量帮助去除这一特殊社会现象。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发展纲要

<正>(2011—2020年)6.建立儿童监护监督制度,提高儿童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完善并落实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严重侵害被监护儿童权益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资格撤销的相关法律制度。逐步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以社区、学校等有关单位和人员监督为保障的监护制度。7.坚决打击侵害儿童权益的犯罪活动,保护儿童人身权     

老龄化社会福利治理的政府责任建构

福利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老龄化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域。在老龄化社会治理中,政府的责任定位已从传统福利服务供给者转向福利治理者,这不仅仅是政府责任理念和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责的重新调整与定位。政府在老龄化社会治理中,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而非“全责”,扮演着政策制定者、机制创建者、协同关系监督者等角色,政府是社会福利资源的拥有者、支配者,未来政府仍将是老龄化治理的主要责任主体。为此,需重新调整并明确政府的制度保障责任、立法责任、监管责任和社会建构责任。培育多元主体、改善法治环境、完善监督机制、营造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氛围,是推动实现老龄化社会“善治”的关键。     

福利三角理论视域下企业养老金支付风险的防范对策研究

养老保险制度本应是风险防范机制,因此当其制度自身出现风险时尤其值得关注。以福利三角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企业职工养老金体系的系统性分析后,得出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理念与实践的偏离、以企业为责任主体的企业年金制度的失位以及以家庭为责任主体的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是造成企业基本养老金支付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结合福利三角理论,提出建立流动人口养老金转移账户、改善养老金支付机制、建立家庭互助基金等政策建议,进一步提高我国面对企业基本养老金支付风险时的防范能力。     

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

为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民政部近日决定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将在城乡基层建立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开展流浪乞讨、失学辍学、留守流动、监护缺失等困境儿童的排查摸底和定期走访工作，为有需求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临时照料、教育辅导、心理疏导、监护指导、政策咨询等服务。将建立受伤害未成年人发现、报告和响应机制，配合相关部门打击操纵、教唆、利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协调相关部门对漠视、虐待、     

“只生不养”不能止于处罚

中国有句古话,“养不教,父之过”。“生而不养”,折射出了父母责任的缺位。防止留守儿童被“只生不养”,首要责任在于留守儿童的父母和家庭。为此,从国家层面制定制度,划定“只生不养”的法律法规红线,甚至于对“只生不养”的留守儿童父母进行处罚,确实非常必要。因为作为留守儿童监护的第一责任人,他们的教养责任不单是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物质生存保障,更重要的是给予情感呵护和关     

从欧美福利国家危机看社会保障中的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实现

当前发生的欧美金融危机再一次掀起了对社会保障中的核心问题——正义和责任的讨论。社会保障通过制定能够确保机会的公正平等和提升弱势群体地位的社会政策来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它是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社会正义的实现是通过将市场外支付建立在某种比慈善更具强制力的事物上即社会保障制度来满足的。但个体也必须履行那些本应自身负责但却由国家承担了的个人责任。基于正义原则的社会责任主张基于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下的福利的外部化的获得,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普惠型社会福利适度发展的考量维度

普惠型福利的实现程度必须有一个适度的范围。从理论上把握普惠型社会福利的适度性,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福利文化是三个关键性考量维度。把握普惠型福利的经济适度性,就是要在扩大福利的覆盖人群范围和供应内容、提高福利供应水平的过程中,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协调。从社会维度看,既要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做社会福利的顶层设计,也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与容纳空间来推进福利的普惠性扩展。普惠型社会福利与福利文化的适度性,体现为福利性制度安排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福利文化的合理因素,也顺应了新时代福利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福利心理的变化。     

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

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程度.国际社会上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取向及改革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应在制度型福利价值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努力构建政府主导的适度"普惠制"农村福利体系.这种制度性选择既彰显了政府的责任主体角色,也是对农村社会长期缺失基本福利的一种补偿,同时回应了中国"福利三角"的不平衡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出的"全民共事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为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较好的框架.它既是人心所向,又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国情,因而合理性与可行性兼备,可望成功.     

新一轮改革战略中的社会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围绕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治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需要从社会秩序、社会质量、社会流动和社会活力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开放”的社会。当前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是推动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形成橄榄型格局为目标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社会政策制度统一和事权支出责任相适应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与合作共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以实现公民自由流动与福利资格统一为根本的户籍制度改革。     

选举、政党与政体: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如何影响福利分配

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如何影响福利分配?传统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有利于增加福利分配。研究发现,包括民主选举制度、政党和政体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福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度和选民偏好、政党属性和政体形式都各自具有内部差异性,加之其所嵌入的市场经济制度类型不同。重新梳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与福利分配之间的差异化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民主选举制度并非全都促进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西方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未必都实施高福利分配政策,以及联邦制民主政体也可能实施比单一制民主政体更为强有力的福利分配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与福利分配的这些最新变化,一定程度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希图通过自我调适以应对其政治社会发展的新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打破福利国家都输出高福利分配政策的窠见,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与福利分配政策差异性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7.建立和完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服务机制。积极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投入体制改革，逐步将流动人口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管理。流动未成年人多的旗县（市、区）新建一批救助机构。同时，在大中城市重点地区建立开放式的全天候救助保护中心，方便流浪未成年人及时救助和开展服务。建立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为流动儿童享有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提供基础。整合社区资源，完善以社区为依托，面向流动人口家庭的管理和服务网络，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在留守儿童集中的苏木（乡、镇）、嘎查（村）建立儿童友好家园，完善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服务功能，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和行为的指导，提高留守儿童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责任。     

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论中国积极型社会福利的价值理念与实践路径

基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难以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受制度格局的制约,加上政府职能不清晰、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中国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多重发展困境。中国积极型社会福利倡导用积极的福利理念代替消极的福利理念,坚持以消除社会排斥为目标,以多元分担机制为基础,以市场化为导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的政策取向。中国积极型社会福利的实践路径是树立积极、理性的价值理念;建立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多元福利供给体系;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文化。     

从“个人不幸”到“社区照顾”——中国残疾人福利典范的战略转变

残疾人是弱势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国家保护、社会关爱和社区照顾的特殊群体。残疾人生活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和福利制度现代化的主要指标。从历史比较角度,从社会价值观念、残疾人服务组织体系、残疾人服务内容与范围、残疾人政策框架与法律保护等层面,中国残疾人福利政策可以概括为个人不幸与社区照顾典范,从个人不幸向社区照顾典范的战略转变,是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发展的制度特征。     

退出的政府与异变的政策——雏生型公共住房制度下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缺失分析

建国后我四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及城镇住房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不可持续的全面责任型、全面责任型向雏生型转折、雏生型、从雏生型向社会型转轨等四个阶段.在雏生型公共住房制度下,政府职能转变被简单地等同于政府退出,市场化的过程变成了政府推卸社会责任和逐步减弱公共投入的过程,这是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缺失的根本原因;而各方利益的博彝、福利传递监管机制不健全及基础性法律缺位也导致了住房政策的整体失效与价值的内在分离.     

关于构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机制的思考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增多的趋势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挑战。我国现行监护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如:亲属权的监护缺乏有效监管、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完善、没有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监护监督人导致国家作为行政执法主体缺位等,这使得我国现行监护制度难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笔者认为,要从建立未成年人监护督促机制、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等方面来完善国家监护制度,以弥补家庭监护的不足。     

德国儿童与青少年权利保障体系构建及启示

儿童与青少年权利保障是一个世界性议题,也是一个跨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它需要政府、家庭与社会组织合力参与,持久努力地共同行动。德国作为欧洲福利国家之一,是对未成年人立法较早的国家之一,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利保障工作,并将其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德国儿童与青少年的权利保障立足于严格的法律制度建设,有赖于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政策,逐渐形成了具有典型特色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