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霸权：基于威慑性的中国海权

本文试图通过综合分析、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旨在解析中国海权的深刻内涵。中国海权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威慑性。相对美国全球战略而言,亚太是其东线战略的前沿,中国则是其看防的重点。美遏制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将中国围困在其东线以内,不能经东海、南海,前出太平洋、印度洋。中国海权始终着眼于和平战略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背景下,中国陆海文明塑造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渐入人心。在以"称霸"为特质的西方海权观面前,"海上丝绸之路"所彰显的"海洋和谐观"无疑将成为引领世界、走向全球的主流思维。     

管控好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

<正>2014年8月底,我去瑞典参加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有一位外国学者问我:当前中美关系的各种分歧中,哪个分歧最危险?对两国关系最具伤害性?我说,是两国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一在美国,有一种几乎是原教旨主义的看法:美国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国家,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从19世纪90年代美国海权理论家、战略家马汉系统提出海权理论以来,美国就不断扩展它的制海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把全世界都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

在研究新兴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文章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大国崛起战略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动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论中国海权观念的更新

海权观念是一个国家内部对海权战略目标和战略原则所形成的共识。国家的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决定了海权观念。中国的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这使得中国的海权观念亟需更新。更新的中国海权观念包括两方面的共识。第一，五个战略性目标——威慑；维护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确保海洋自由；力量投送与提供公共产品。第二，四条战略原则...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经济相互依赖:和平之路抑或冲突之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证研究(1981～2007)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入,政治互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和平的力量,而现实主义认为是增加冲突的根源。文章收集了1981~2007年中国与周边17个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对综合实力""制度性参与程度"等其他变量后,经济相互依赖的确显著提升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符合自由主义的理论预期。随着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加强了经济往来,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极力避免冲突,而更倾向于合作,以谋求更多的经济福利。另外,对结果的分析和观察控制变量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近年来国内东亚海权研究：一个文献考察

海权是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受全球权力转移和亚太地缘政治的影响,东亚海权博弈备受世界关注。国内学者认为,东亚各国的海权观念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大国的海权战略出现深刻调整。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扩大,海权关系日益分化,海洋安全困境持续加剧,东亚海洋安全秩序加速解构。东亚海权政...     

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海权发展模式研究与中国海权理论构建CSSCI

从海洋国家发展史来看,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即,英美型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模式、日俄型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模式、印度型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模式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中海洋国家模式。这四种海权发展模式,对中国构建海权理论有重要启示。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中国在建设海权理论过程中,应为新型海洋秩序提供物质公共产品以及精神公共产品。中国应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发展“有限海权”,注重海陆均衡协调发展,加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权理论,坚持“包容、开放、合作、发展”,推动建设“一带一路”。     

“发展-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政策比较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发展政策的安全化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西方学者就此提出了"发展-安全关联"概念,并逐渐普及。出于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复杂反应,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发展-安全关联"政策对中国施压,要求与中国就非洲问题展开合作。与此同时,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从"发展-安全关联"视角思考中美欧对非政策的潜在冲突和协作空间成为必要。中国更强调发展与安全并行的对非政策;而欧盟的对非政策正处于从发展政策为主导向安全政策为主导的过渡时期;美国则强化了其以安全政策为主导的对非政策。不同的政策方法可能导致中美欧未来在非洲政策上更多的冲突,但同时也提示了更大的协作空间,继而为中非关系和中美欧关系提供新的增长点。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21世纪中日海权思想比较

进入21世纪,中日两强并立日趋明朗,中国从海上走出去和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力度和速度几乎同时加大,两国的海上交集、碰撞日益激烈。21世纪初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基本清晰,都有了一系列的指导性纲要,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都是国家战略设计。但是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在孕育时间、思维基点、海洋经济基础、历史责任和未来追求上有很大的差别。"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在国家战略目标、海权方向、治理体系上都有无可避免的碰撞。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从本质上讲是中日两国的抱负冲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海洋强国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不做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国际海盗问题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外,海上通道安全对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海盗作为一种国际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也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现实威胁。海盗治理成为关系到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内反海盗立法和反海盗机制;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打击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长效机制;积极推动反海盗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增强防御海盗的力量和意识,重视远洋海军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积极推进海盗所属国或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稳定。     

国际秩序与中美关系

<正>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秩序问题将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核心的问题。奥巴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达成协议后发表声明称,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是互利的,在传统安全方面,双方也明确表示不对抗,不冲突,不打仗。两国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当今的中美关系与过去的美苏关系     

海权理论视野下的韩国船舶工业研究

船舶工业是国家海权的有机组成要素。作为世界造船强国,韩国的船舶工业具有产能大、技术先进以及集中程度高等特点。海权理论对韩国船舶工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船舶工业与国家战略特别是地缘战略紧密结合;二是使船舶工业成为维护国家海上安全的主要物质基础;三是始终将船舶工业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发展,进而带动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在海权理论的指导下,韩国的船舶工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使韩国的海权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海权战略格局。     

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这三个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权力结构性矛盾使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前三个20年的周期性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其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的问题。     

专题研究:美国霸权与民主制度的再探讨

<正>编者按: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与影响力的增强,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及当今世界格局有诸多讨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为代表作,美国涌现出一批论文和专著,论述了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提出世界将迎来一个"后美国时代"。与此同时,一批美国学者和官员认为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继续     

冷战后美国学者对华政策论争

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 ,美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 ,是冷战后美国学术界特别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着力研究的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还是“战略伙伴”;美国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还是“接触战略”,或者二者兼而行之 ;如何认识九一一事件与伊拉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 ,都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但无论观点如何 ,其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