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乡土性的反思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对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概括和描述,其文章的第一章乡土本色着重介绍了乡土性。本文主要通过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性和我国当今乡土社会的乡土性进行探讨分析,从而对当今农村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反思。     

“后乡土”视域下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同样其也对今天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的变与不变,本文从乡土社会的"土性特质"、"差序性特质"和"礼治性特质"这三个核心概念解读出发,论证了农村社区的本色正由乡土社会的"辈分权威"向"知识权威"、"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礼治约束"向"法治约束"后乡土社会转换,力求为农村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参照。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展出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关于“公民社会陷阱论”的思考——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本文以周本顺先生提出的“公民社会陷阱论”为思考点，根据其《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行文思路，从公民社会的来源概念、公民社会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公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培育和规范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回归与重塑:传统自治思想基础与现代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基于嘉陵江文化中自治思想的探讨

西方话语下的东方专制主义在抓住了中国上层政治特点的同时未能呈现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色。其实,在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是二分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下,还有一个极富弹性的乡绅自治的社会空间。由此,乡土中国就具有了未被西方学者发觉的浓厚的社会自治传统。嘉陵江流域由于地处西南,远离皇权,更是具有浓厚的社会自治传统与文化底蕴,并形成了与之相关联的制度架构。当然,这一文化传承与制度架构随着社会变迁、国家的建构尤其是国家政权下乡而受到挤压。但社会自治的文化底蕴就如同涓涓嘉陵江水一样,已经渗透进了这片土地。当前,深入挖掘并着力重塑这一传统自治思想,必将对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以及整个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助推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本土化累积及其创造性转换——基于浙江玉环县龙溪乡的考察分析

浙江省玉环县龙溪乡基层党组织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它将优质服务群众、有序协调利益、诚心关怀社会、正确化解矛盾作为其功能转换的首选目标，积极推进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并形成了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且这种深深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本土化累积，必将为中国乡村善治之路提供实践样本和经验借鉴。     

陌生人社会更需要雷锋精神

一直以来，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概念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词。伴随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熟人社会逐步瓦解，陌生人社会得以产生。在熟人社会中，尚且需要以爱、奉献和助人为乐为核心的雷锋精神；而在陌生人社会中，社会流动频繁、道德真空衍生且社会冷漠滋长，尤为需要雷锋精神。     

再现乡土体验——读何开纯的《三个“二百五”》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总是有相当的作家在孜孜不倦地表述着自己眼中的乡村,使乡土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举足轻重的部分。乡土小说主要是乡村社会中的故事,其繁荣根植于农业社会这一沃壤。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拓展,我国的乡村,即使是最偏僻的乡村,从内到外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不可逆转的社会转型,使得乡村人们的生活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较过去日渐复杂而微妙,传统醇厚封闭的乡土、乡情、乡俗已然开始松动。     

面子、利益与策略：乡土社会的讨债#br# ——以一个农资商店讨债为例

本文以一个商店讨债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乡土社会的讨债运作逻辑进行探讨。店主对讨债对象的选择以“分人”、“分事”为原则。强关系欠款群体和处于持续交易关系中的欠款群体处于“讨债例外圈”。乡土社会的讨债以“不得罪”为主要原则，通过“哭穷”、“保面子”、遵守讨债习俗等策略的运用实现讨债和人际关系维持的双赢。乡土社会的讨债与陌生人社会的讨债具有显著的差异。     

费孝通与文化自觉的社会学方法建构——再读《乡土中国》

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如何认识中国社会?重读《乡土中国》有助于我们从方法上解构中西文化争论的中国社会之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建构了基于文化自觉思想的社会学方法论,这不仅是费老学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且是当前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出的共同要求。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化对《乡土中国》的认识。发现社会:费孝通破解中西文化冲突之争,文化自觉的社会根基;深入农村:费孝通解读中国社会大历史,《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超越乡土:费孝通成就社会学想像力,实现了三个超越——超越新儒家;超越文化;超越方法。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法论构筑了他用生命、思想和乡土共同凝结的传奇人生。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根据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实践进路.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与民族规则习惯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更是面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这样的多重社会转型的影响。社会管理体制首要面对的是这些转型对社会个体、社会组织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以及负面影响．原有的依据国家法律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要维护社会的和谐，创新社会管理，并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化条件，必须充分运用根生于乡土社会的民族规则习惯，将其中积极的因素与国家法律相互配合，共同建构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将宣传工作延伸到农村基层社会和农民的心理深层,对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动员和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造。通过宣传下乡,改变农村的乡土地方意识和家族意识,强化农民的阶级、政党和国家意识,将亿万个体分散的农民整合到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整体体系中。在宣传下乡的过程中,形成了由宣传组织、宣传形式和宣传活动构成的机制,将党和国家意志输入到乡土社会,成功地实现了党和国家上层与乡土社会基层在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联通,使得在生产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条件下农民意识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乡土社会视野的法治

中国乡土社会的法治进程有别于城市的法治进程 ,在乡土秩序还深深影响每一个乡民行为选择的背景下 ,采取政府推进、自上而下的“乡村法治化”运动并没有取得实效 ,“下乡法律”被乡土秩序重新解读 ,维系乡土社会的规则仍被现代法律视为落后的调整方式因而需要取代的乡土秩序。换个视角 ,承认乡土秩序的有效性转而采取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的法治道路 ,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以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理论与实践进路。     

农村“熟人社会”正在变化

据《北京日报》报道，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农村的“熟人社会”形态已悄然发生变化，“无主体熟人社会”日渐形成。     

基层法院法官“造法”略论

随着改革开放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全面的改革发展时期,法律在广大乡土社会的实施遇到以下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律与传统习俗的矛盾,法官与熟人社会的矛盾。面对这样的现实,基层法院法官可发挥能动性,根据实际情况,在遵守制定法的前提下,与传统习俗适当妥协,穿梭于传统习俗和制定法之间,戴着枷     

当代中国借鉴古代民间扶贫自治模式的现实阻碍分析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开展地方扶贫自治的尝试,部分学者对我国古代的乡约和仓社制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立足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本土资源,提出借鉴民间自治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扶贫实践模式。个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扶贫自治治理建立的社会基础是"乡土中国"而不是当代中国,它以传统的民间力量为中心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它的核心在于发挥传统民间社会组织的巨大作用。民间扶贫自治可能只是在理论的分析中有一定的可能性,它在社会的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巨大的阻力,甚至会造成比当代中国"自上而下的扶贫治理"效果更差的副作用。     

农村现代化与乡土社会变迁：概念、理念及现状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概念、理念和发展现状、问题的全面分析，提出简单地运用和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不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转化的可行道路，可能会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造成深远的影响；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亟待型塑自己的品格。     

唯“孝”不可等

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曾经说过：＂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据自然环境的合理选择。家庭是中国古代一家一户的基层生产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国与家的关系协调得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保证实现国家、君主有效统治的最高原则是‘忠’；巩固基层社会秩序，增加乡党邻里和睦，父慈子孝的最高原则是‘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