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祛魅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但是人们关于文化的理解、认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误识,而文化的发展、交往,又陷入到深刻的误区和误会之中,致使文化的本来面目被形形色色的魅力所遮蔽.追本溯源,文化魅力的产生是由文化自身的属人性、动态性、多样性、矛盾性等特质所决定的.祛除文化的魅力,让文化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结合的方式存在和发展,需要对文化的自觉,这是文化祛魅的前提和基础.     

当代诗歌“祛魅”书写的学理反思

当代诗歌写作的“祛魅”主要体现在诗歌立场“祛魅”、诗歌主体“祛魅”、诗歌表意“祛魅”三方面。客观考察、分析它们各自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又学理性地反思、审视各自的缺陷和偏颇,从而为当前诗歌写作的“生魅“和“失魅”辨析出依据和理由,是不无裨益的。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论公安执法实践中程序正义原则的适用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了执法实践跨越式发展,但不能忽视法治化进程中执法规范方面仍存在的不足。程序正义理论期望以“看得见的正义”来实现价值,其被广泛运用到公权力行使的研究中,这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化背景相契合。程序正义原则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从该原则出发探究公安执法典型案例,更有利于直观、多角度研究公安执法实践,从而为执法实践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南,对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道德祛魅:伦理学维度下的人际冷漠问题

人际冷漠的道德困境并不只是个体问题,而是产生于结构分化的社会背景下的全息演进.工具理性范式越成功,它对于道德的挤压就越明显,因为它已经殖民化了作为道德栖居之所的生活世界,本作为伦理的造诣的法律反过来让道德退隐.道德转而在个体性上寻求合理性,随着社会结构的解构而碎片化了.而通过文化传承的共同性则成为一种魅影呈现于人际冷漠的冲突上.由此,道德复兴的关键在于自由与社群的平衡,让偏离了系统属性的道德重拾其实体记忆.道德的统一性是把现代性的碎片系统地整合起来,着重于利用道德在不确定性领域的优势,成为独立而互动的要素之间的接口,重建起精神家园.     

道德资本与制度祛魅

<正>当下我国一切诉求归根结底都是权利诉求,我们正处于一个为权利而奔走的时代。在这个对权利和权力认知双重觉醒的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已然笼罩我们数千年之久的儒家传统文化,委实让吾国与吾民纠结不已、焦虑不堪。众所周知,本土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竖起了儒教宪政的大旗,他以排斥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政治儒学为基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和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论环境正义原则

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利益,是环境正义原则得以确立的基础.环境正义是立足于类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系确立自己的伦理原则的.作为环境正义总原则的类原则表达了环境正义理论的价值观,明确了环境正义主体的道德责任,建立了环境正义标准的新模式.相对于环境正义规范,作为环境正义原则的类原则是抽象的,但它自身并不抽象,具体包括生存论原则和可持续性原则.作为环境正义原则的类原则是规范人-自然-人之间关系的伦理价值原则.为了使这一伦理价值原则具有可操作性,还有必要对类原则序列作简要说明,这就是环境正义分原则:平等、平衡、共赢.     

短视频“审丑”现象的迷思与祛魅

移动短视频时代的到来,给人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精神补给。但随着平台逐利、网红卖丑、受众麻木、监管失位等多因素影响,短视频领域出现的“审丑”乱象,具有异化文化生态、误导社会风气等消极影响。对此,应从政府主导、多元治理、教育助力三个维度为整顿发力点,有效遏制短视频“审丑”的不良倾向,以实现“审丑”的祛魅与纠偏,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与中国社会公平的构建

当前我国的社会不公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权力、机会、规则、制度的不公是导致我国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我们应以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为指导,构建以权利公平为基础、以机会公平为基本内容、以规则公平为调节手段、以制度公平为补充的社会公平体系。     

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正义问题

任何正义理念的设计与建构都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关注与回应。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深度推进时期,立足于对我国转型期社会正义问题的现实思考,既要符合内部环境的市场化、现代化的双重转型,又要考量外部环境的全球化转型;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为指导,又要借鉴当代西方正义理念的合理价值,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的综合性的多维度正义。而这样一种综合性社会正义在彰显其意义的同时也存有一定的限度。     

平等正义论对公平正义论原则的互镜、批判与重建

凯·尼尔森对罗尔斯公平正义论的正义原则进行了比较与批判,着重指出“差别原则”与“平等自由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资源和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并不能实现人们平等的自尊,同时也因为差别原则所导致的实质性不平等,而使自由成为“无用的自由”。尼尔森在批判中构建,提出了平等正义论的两原则,力图将平等贯彻始终,实现两个正义原则在平等维度上的一致。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审视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大众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和世俗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藉以建构的重要动力和机制,并为审视这一新的文化形态的价值提供了坐标。     

社会正义与高考移民

社会正义的核心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公正。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公正程度是衡量是否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标准。“高考移民”现象暴露出我国的教育不公平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公民权利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本文在充分分析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就如何实现社会正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邓小平的社会正义观

社会正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邓小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从效率和公平两个视角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正义进行了科学的解读,并从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和用法制反腐、反特权等手段途径阐释了实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正义的可能性基础。     

马克思正义观的双重向度及其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的视阈和语境中,"正义"既有作为事实性的法权意义的形式正义的涵义,又有作为价值性的规范意义的实质正义的涵义。在这样两个层次的差别与统一中,马克思对正义观的批判及其建构呈现为双重维度,即基于法权事实基础上的外在客观批判与基于规范诉求基础上的内在价值批判、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契合统一。只有将马克思的正义观置于其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视域中,才能真正辨识马克思正义观双重向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纠正以往在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或偏重于事实或偏重于道德的"单向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误区。     

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兼评民事再审事由的修正案

实体正义优先论或程序正义优先论以及两者并重论,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应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方略。民事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在维护裁判的公信力和保障再审诉权的张力之间求得平衡,再审事由的确定应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     

罗尔斯社会正义原则引入家庭领域的尝试与困境——基于苏珊·奥金学说的探讨

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正义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在对罗尔斯理论的借鉴与运用中,女性主义者苏珊·奥金独具特色。从关爱女性权益的视角出发,奥金批判继承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两个正义原则等范畴;她尝试使正义原则直接介入家庭领域,提出正义理论的女性主义变体学说。奥金的尝试是建立在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误解之上的,虽然其初衷很美好,但她抛弃了罗尔斯对自由原则首要性的重视,并将正义原则的适用推向了家庭的极致平等。在政治实践上奥金的家庭正义方案将会是失败的和危险的。     

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兼析哈马斯的正义论及其价值

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麦金太尔论德性正义的传统及现代选择——兼与罗尔斯正义观之比较

正义理论在当代社会一直争论不休.罗尔斯以维护现代西方社会为出发点,阐述了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麦金太尔通过对正义传统的叙述,批评了当代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认为现代社会正义的选择是他的所谓的德性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