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

在执纪工作实践中，有的案件只能依靠间接证据来定案。所谓间接证据，是指凡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由此说明，使用间接证据是有条件的。中央纪委办公厅1991年7月颁发的《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第21条规定：“没有直接证据而仅凭间接证据定案时．所有间接证据必须查证属实；     

论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与哲学上的认识论密切相关。客观事实是法律事实的基础,法律事实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法律事实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是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的统一。客观事实进入法律领域转化为法律事实,要有证据证明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客观事实必须具有法律意义。法律事实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竞合,法律事实还必须与规范事实相竞合。     

诉讼证据概念与属性新解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而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方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一法定命题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和理论上的错误.诉讼证据就是,其实也只是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根据.诉讼证据是由法律规定的与案件待证事实有着关联性的证明根据.它本身并非就是事实,既有客观存在,又可以有主观形态.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只有关联性和法律规定性.     

论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及完善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重点将这些规则适用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是实现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结合实践,浅析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从完善相关法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加强引导侦查工作、完善相关考核指标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浅议违纪案件的证据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是案件事实的客观存在物和相关人的主观反映。无论是案件事实留下的客观存在,还是有关当事人的主观反映,都要通过办案人员去收集取证和分析鉴别。然后,去伪存真,运用真实的足够的证据去“复制”“还原”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案件事实。搜集证据、运用证据的过程,就是重视案件的过程,也是破案的过程。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阐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概念及法理价值的基础,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对比分析,并在解读我国最新立法规定以及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立法、司法实践情况,力图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些许裨益。     

论人工智能在证据推理中的辅助性定位

当前,人工智能正逐步介入到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并引起广泛关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体”,长于形式逻辑推理,但仍无法实现对人类认知思维的完整模拟,在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处于辅助性地位。结合司法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筛选定位、算法高效一致运行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证据信息提取、证据语言转化、法律思维模拟、司法经验学习等方面的短板,应将人工智能的辅助范围明确为证据材料使用提示、证据信息缺失预警、证据推理前置性指引和后置性纠错。同时,人工智能在司法证据推理中应遵循智能审判实质化、算法公开、算法平等和机器有限制约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梯度性人工智能辅助体系,让人工智能分梯度地介入不同类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推理工作之中。通过人工智能和人类法官的优势互补,进一步释放司法工作的公正性、效率性红利,助力新时代司法审判新篇章的开启。     

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

行政执法程序与侦查程序属于法定的不同办案程序，但都以连接两个程序之间的媒介为证据。如何使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和谐衔接，是推进案件顺利办理的关键环节。根据办案过程中证据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应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证据材料的诉讼地位，完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立法规定，细化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立法。     

论人工智能在证据推理中的辅助性定位北大核心

当前,人工智能正逐步介入到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并引起广泛关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体”,长于形式逻辑推理,但仍无法实现对人类认知思维的完整模拟,在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处于辅助性地位。结合司法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筛选定位、算法高效一致运行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证据信息提取、证据语言转化、法律思维模拟、司法经验学习等方面的短板,应将人工智能的辅助范围明确为证据材料使用提示、证据信息缺失预警、证据推理前置性指引和后置性纠错。同时,人工智能在司法证据推理中应遵循智能审判实质化、算法公开、算法平等和机器有限制约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梯度性人工智能辅助体系,让人工智能分梯度地介入不同类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推理工作之中。通过人工智能和人类法官的优势互补,进一步释放司法工作的公正性、效率性红利,助力新时代司法审判新篇章的开启。     

论行政事实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管理中作出的与相对人实体权利义务无关的不产生法律效果的或只涉及相对人程序方面权利义务的行为。文章认为应对行政事实行为加以规范,使其能够在执行、救济、赔偿这一系列环节中都有理论可循。在行政事实行为中,对造成侵害的行政事实行为如何提起诉讼问题、对行政事实行为造成侵害的救济问题、行政事实的监督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只有解决了理论方面的问题,才能在实践中建立相应的机制。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

证据的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重要的一环,现阶段的证据衔接存在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基础性的问题多视角地加以审视。完善证据衔接制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需要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正确地收集、运用和判断证据,对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明标准,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想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早已据有一席之地。而在我国长期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为追求实体的公正而忽视程序的公正。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也…     

事实劳动关系之探讨

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事实劳动关系,而法律又未对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范围等问题作出明确界定。因此,有些事实劳动关系在审理实践中难以认定。为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应当厘清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并继续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     

论非法证据证明能力及其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构建

非法证据是一种因为采用了违法取证程序而形成的证据，它的证明资格问题是当今司法界一直争议的问题。     

行政诉讼事实问题及其审查

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主要是通过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来实现的。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没有对合理性标准予以足够的重视,行政诉讼法对事实问题的审查规定了一个宽泛的标准,因而,实践中法官经常面临难以判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困境。为此,法院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应采取不同于法律问题的审查标准,应进一步确定行政诉讼事实问题审查的具体标准,根据判决种类,确定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强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真正实现依法行政。     

如何做好案件调查笔录

案件调查笔录，是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案件复查及补充调查的过程中，为核实案件事实，收集证据，而向被调查人和证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与案情有关的情况时，所制作的记载调查情况的笔录。     

行政事实行为与相关行为关系浅析

《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后,行政事实行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才被真正认识。加强对行政事实行为与相关行为关系的研究是正确适用行政侵权责任法律规范的客观要求,它有利于推动行政法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也是为将来在《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增加一种确认判决形式提供理论依据。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应的概念,其与行政法律行为、违法行政行为、民事事实行为等相关行为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     

事实劳动关系实务认定问题

事实劳动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也是亟需研究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事实劳动与劳务关系的区分、事实劳动关系与代理关系的区分、事实劳动关系中的工伤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解除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庭审程序

非法证据庭审程序和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新刑诉法的一大亮点。在我国刑事庭审程序中,公诉机关与排除申请人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领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中,"合理"如何确定、多元利益如何衡量与分配是该制度亟待进一步深化解决的问题,否则,证据排除庭审程序只能形同虚设。或许,今后在立法中确认一种独立的听证程序能更好的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即在法院审判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证据听证程序,配套以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的证明标准可以减轻庭审的负担,节约诉讼资源,更好的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