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人身危险性理论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定罪、量刑及行刑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人身危险性成为定罪的根据，有助于调和定罪过于僵硬的问题。基于人身危险性的刑罚个别化可以使刑罚裁量有效合理，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相对于定罪和量刑，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中不但是对犯罪人施以何种处遇的依据，而且还能对原判刑罚进行修正，使之更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责任主义视角下量刑情节的分类

在世界范围内,责任主义与刑事政策是量刑的两大支柱。在刑事政策目的观主导下,责任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未受到很大重视,以致我国量刑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无法深入。从报应与功利相融合的一体论出发,以德、日刑法责任主义原理下责任刑与预防刑两大量刑情节体系分类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刑罚根据论及其对量刑活动的影响,可以得出:从法定刑到宣告刑,其本质是在刑罚根据论指导下将影响量刑的情节重组归类的过程。以"报应限制功利"的刑罚理念架构"责任限定预防刑上限"的量刑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人身危险性与传统刑事司法的理论契合

人身危险性作为行为人的内在构成要素,契合了刑罚目的的理论预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息息相关,与当代民权主义的刑法观相一致,在实践操作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司法认同。人身危险性具有多元价值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刑事司法不能受缚于传统"行为刑法"的既有理念,植入人身危险性的合理内涵必将引导当前刑法理论与实践运用的重大转向。     

人身危险性的刑法视野探析

刑法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险性具有主体的特定性,时间的限定性,以行为人的特定人格为其存在根据,对犯罪倾向性人格的否定性评价因素和具有反复继续性和可变性等五个特征。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具有较大区别,互为不同概念。司法实践中必须要准确把握人身危险性的标准以及人身危险性在刑法犯罪论与刑罚论中的定位。     

刑事人身检查制度之域外考察及其启示——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例

刑事人身检查是法治社会中极少的可能会对被检查人身体造成损害的合法的基本权利干预处分手段。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要求,世界各国及地区均对人身检查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本文比较分析了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刑事人身检查制度和立法经验,再结合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的缺失与不足,提出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建议。     

西方刑罚目的观简论

刑罚目的对刑罚的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借鉴西方完善多样的刑罚目的理论对完善我国刑罚目的非常重要。西方两大法系的刑罚目的理论可综合为报应论、预防论和一体论,其内部又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量刑公正问题研究

确立合理的量刑根据是研究量刑过程的起点。量刑应当以报应的需要为基础,兼顾个别预防需要,即量刑应当以犯罪的严重性为基础,兼顾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报应的需要是量刑的主要根据,个别预防的需要是量刑的次要根据,量刑根据的层次性为分阶段量刑提供了理论基础。量刑根据的确立量刑是法官根据一定的事由和标准对犯罪人决定刑罚的活动。这种事由或标准即刑法理论上所说的量刑根据或者量刑基准、量刑基础。量刑根     

人身检查制度刍议

刑事人身检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干预公民基本权利,应属一种独立形态之强制措施。我国人身检查存在定性不明、范围不明确、忽视被告人权利保护、欠缺对第三人检查之规定等问题。我国人身检查存在的缺陷不利于刑事诉讼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关于人身检查制度之规定,进行相应的改革。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及其预测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对其进行科学的预测,既可以为监狱行刑提供参考依据,又可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出狱后保护,达到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水文从刑罚学的角度分析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具有主体的特定性、再犯的可能性、人格的倾向性、时间的限定性、状态的持续性和可变性等特征,并认为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可以从其在犯罪和改造中的表现等方面进行测定.     

论人身危险性评估的体系构建

人身危险性理论的最大制约因素在于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人身危险性理论获得认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实践层面完善其评估问题。人身危险性评估作为一个系统性工作,必须从方法设立、宏观架构、微观创设、机构保障四个层面依次予以把握,把实体与程序内容一体性地贯彻到评估体系之中。通过宏观与微观、实体与程序不同层面的内容充实与相互呼应,共同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拓展新路径。     

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危险性研究

在刑罚执行领域,人身危险性是指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构成应该是以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以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外部条件,以罪犯的行为表现为外在表征的系统。人身危险性标准的提出,可以为罪犯的分类矫治、减刑假释、再犯预测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禁止令性质探究

为发挥禁止令在我国刑罚制度中应有的作用,必须辨明禁止令的性质。尽管在一些规定中已有禁止令的官方定性,但并没有触及禁止令特殊刑罚执行制度的实质。禁止令不是刑罚,也不是保安处分,而是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制度。     

也论人格刑法——兼述“人身危险性”与“危险人格”之区别

人格刑法学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人格概念引入法学领域,是在古典刑法学派和近代新兴刑法学派的争鸣中产生的折中学派。将人格概念引入刑法的主要依据是刑法理论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和犯罪学中的危险人格研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笔者倾向我国刑法做出以危险人格为基础的立法和司法选择,并指导其他相关刑事政策。     

刑罚正当性之理论探析

刑罚正当性主要指刑罚存在的根据、合理性。刑罚的正当根据是对人们为什么需要刑罚和刑罚在多大程度上合乎理性这一问题的回答。传统的理论争辩出现在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即便并和主义也过于机械与片面。文章主要从有代表性的古典刑事学派与近代刑事学派中关于刑罚正当性的探讨展开,结合分析我国刑罚,阐述了并和主义中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人身安全检查适用中的法律存疑及改善——以人体携毒案件为视角

人身安全检查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警察法》,是一项行政执法权,但在适用方法和目的、功能上却实质上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搜查.在《刑事诉讼法》设置过高搜查门槛的同时,人身安全检查却替代人身搜查成为最普遍适用、几乎没有实质性限制的违法犯罪调查以及人身危险防控的措施.重新定位整合人身安全检查行为,使之既能避免与人身搜查的重叠混乱,也使警察权中的该项行政执法权更加符合行政权的原理.取消刑事诉讼的立案程序,设置无证搜查以及对人身搜查的等级制度,然后拆分“人身安全检查”权——作为行政执法权的检查,应当止于对违法嫌疑人随身携带物品以及身份证件的查验；而对嫌疑人身体的搜索检查,则应纳入人身搜查的范畴.     

浅议我国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调整与优化

对经济犯罪刑罚的合理配置不仅是国内刑事立法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和整合问题。97刑法典在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方面仍然存在着法定刑种组合关系不协调、罪种间法定刑罚幅度不协调、量刑档次的幅度过大等结构性缺陷。调整和优化我国经济犯罪刑罚配置应坚持以功利为基点,以报应为边界和以有限的刑罚资源实现最大的刑罚效益为原则,从修改和完善资格刑、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优化罪种法定刑罚幅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关于“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问题,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代表法第30条规定得更为全面：“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康德和黑格尔刑罚论品读

康德的刑罚论和黑格尔的刑罚论分别表达了他们的刑法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的刑罚论以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报应为理论主线,其理论精髓仍然有益于当今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功能及完善

罚金刑具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功能,与各种刑罚共同实现刑事司法中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但是,在具体的刑事执法过程中,罚金刑案件在罚金刑适用中容易导致不公正等诸多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审判层面、执行层面等方面完善我国罚金刑制度,进而促进我国刑事司法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