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

政府财政支持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条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财政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保险费补贴、经营管理支持、风险责任分担与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四方面内容.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财政支持政策存在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不合理、保费补贴存在隐忧、经营管理支持不充分、风险分担和分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明确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财政支持中的职责划分,逐步完善中央财政支持体系;优化保费补贴政策,适当提高补贴程度,提高参保率;改进对保险经营机构的财政补贴方式;完善风险共担机制;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新西兰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震巨灾保险体系及其启示

5.12大地震带给我们很多棘手的甚至无法解决的法律难题。地震巨灾保险问题又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地震巨灾风险的公共或准公共产品属性和保险公司对巨灾保险的"回避"决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新西兰以法律形式建立符合国情的地震保险制度,作为完善的一种多渠道巨灾风险分散体系,由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结合的地震保险制度模式,对我国巨灾保险,特别是地震保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尽快构建适合国情的地震巨灾保险体系:即由政府设立专门组织承担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的同时,增强保险公司的保险能力,并实行全民共建巨灾保险准备金制度,以有效应对不可抗御的地震巨灾风险。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的思考

当前,学前教育已成为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社会对"入园难、入园贵"反映强烈,而其根本症结在于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加快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明确政府投入的责任和规范政府投入行为尤为必要。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是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规范政府投入行为的现实需求。同时,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具有充分的宪法、法律和政策依据,立法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相对成熟。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大体上应包括总则、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来源、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分配和使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执法和监督、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经费管理和审计、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法律责任、附则等基本框架。     

欠缺性市场:私营经济发展的政府约束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十分显著,并集中体现在对私营经济约束活动当中。本文分析了当前政府干预私营经济发展的几种典型形式,包括对私营企业的"三乱"行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官员"挂职"私营企业、政策歧视、以及扩张性财政。文章认为政府的干预导致欠缺性市场的出现,并对私营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我国农业保险:难题及其破解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依然失衡,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需求不足和供给短缺两方面.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应从五个方面进行努力:坚持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发展模式;加大财政和税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完善相关农业保险立法;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增加险种;构建风险再转移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与政府行为关系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涉及到涉及企业、农民、政府,关系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适度干预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行为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是在转轨时期大环境和小环境作用结果,因此规范政府行为,提高管理水平是当务之急.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探究——基于财政补贴、市场竞争、产品管理视角

2004年以来,我国制定的农业保险政策与制度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构建了保障、经营、服务的框架基础,保费补贴政策和实践呈现“预热+初次试水、推广应用+改革、优化升级+减负”的演进过程,政府提倡适度的市场竞争并将专项检查和绩效考评作为经营资格管理的主要途径,农业保险产品种类及服务更侧重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为实现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未来路径应以“多险种+多层次”保障提高农业保险深度和密度、以“地区间+品类间”差异化补贴政策实现保费补贴相对公平、以明晰的政府权责规范农业保险市场结构、以“向内监察”和“向外公开”方式加强监管合规和社会监督、以动态费率的制定和实施补齐农业保险基础设施短板。     

美国农业：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现政府目标？

美国农业：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现政府目标？冉崇明美国农业能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保持长期稳定发展，首先在于农业基本政策的长期稳定；而农业基本政策的长期稳定，并发生对农业的良性作用，又得益于农业立法、执法中的权力和利益制衡机制，得益于政体所决定的立法与行政间...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加快发展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路径思考——以安徽省巢湖市为例

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自试点以来，发展缓慢。农民参保意识不强，投保率低；乡村干部对政策理解不透，行政推动力度小；保险公司正在建立农业保险网络，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加快发展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显得非常重要和相当紧迫。其路径主要有：政府强力推动；典型示范激励；创新缴费模式（四种模式）；健全保险网络；加快土地流转；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     

关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我国一直把农业当做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但惠农政策在实施过程所需的相关配套性政策措施还不够.国家应从农业产业化、标准化与生态化,农业服务与市场化,农村向城市化转型,小康、藏富于民与国家复兴,农业对抗通货膨胀的定海神针作用等五个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使之成为第一国策.     

法经济学视域下缓解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金融调控对策

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市场应法制化,并且法律制度的完善与资源配置和有效利用成正比.近年来,为缓解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我国出台了诸多关于农村金融的调控政策和措施,中央对于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主要以“政策+暂行规定”为运作模式,在缺乏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下,极易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实践中易导致操作的随机性和不规范性.针对现行的中央银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民间金融、农业保险在提供农村金融供给方面的诸多制度缺陷,完善相关金融制度,整体推进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建设,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供需失衡,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地金融: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农地流转的思考

推进农地合理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农地金融是加快农地流转的客观需要与必然选择.现阶段,尽管我国发展农地金融面临着缺乏法律保护和政策扶持、缺乏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等制约因素,但是,农地流转的加速、农村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政府破解"三农"问题的强大决心,又为发展农地金融提供了可能性.当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地金融制度,需要遵循保障粮食安全的原则,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逐步放开农地抵押限制,有序地推进农地金融发展.     

天津农业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正>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和风险应对机制,在分散农业风险、稳定农业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代替直接补贴对农业合理有效的保护,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自2004年以来,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为涉农文件,并多次提出要加强农业保险的发展。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更是填补了农业保险在法律上的空白,对于有效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天津作为特大型城市,具有鲜明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生产特色,近年来,随着农业机     

政商"关系"的构建模式

在变动不居的私营经济政策以及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背景下,许多民营企业家选择了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政商关系可区分为先赋性关系,利用金钱礼物、利益捆绑和招募官员四种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关系"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转型期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使其应成为当地保险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中国保险发展实践中地方政府仅产生一定间接影响作用的行为特征阻碍了当地保险业发展。这主要源于"二重制度结构"下的政府供给主导型保险业发展模式及"总-分公司"的保险经营管理体制。因此,应成立地方性保险公司、给各地保险主体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建立总-子公司的组织模式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保险业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模式选择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经过了一个时断时续的发展过程,虽自2004年开始,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但现状仍不容乐观:农业保险承保率低、赔付率高、体系不健全.鉴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低技术水平、高风险、低收益等特征,建立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模式成为必然选择.     

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反思

国际金融危机击破了市场万能论的神话,各国政府纷纷救市.事实上,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发生负有责任,即政府的某些言行助长了经济泡沫的形成,政府任其了某些行业泡沫的形成,对基于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国际贸易格局带来的恶果听之任之.因此,政府需要规制市场行为,即对金融市场的规制应该有新的思路,对经济"大鳄"操控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的行为必须加以限制,对借贷行为不能放任.政府干预市场的政治理由有三:维护社会稳定,提振社会信心,维持社会公平.     

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

人类社会反贫困的努力始终受到诸多悖论的挑战,"政策依赖行为"便是一种与政府扶贫实践几乎如影随形的顽疾,存在于整个贫困治理过程当中,更是中国接下来以相对贫困为主题的后脱贫攻坚时代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当前,理论和实践界对以"等靠要"为表征的政策依赖行为,更多地是从宏观上作出贫困人口道德瑕疵等感性归因,进而提出宣传教育、积分奖励、约束惩戒等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提供长效的制度性解决之道。通过激励理论之"需求—动机—行为"的基本逻辑可发现,政策依赖行为是对激励理论的现实背反:政府的扶贫政策供给作为一种外部干预性激励因素,当它作用于部分扶贫对象之后,产生了与预期激励目标(帮扶起来)相反的效果(滋生依赖)。面对避免贫困治理政策失灵、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挑战及任务,以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等经典激励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背反现象发生机理开展微观层面的挖掘剖析,可进一步找到政策依赖行为矫正的关键路径——政策供给调适,具体包括转变政策供给机制、政策供给重点、政策供给理念和政策供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