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心底有路

老实说，从当下的书籍里，诗鬼李贺的诗歌可觅的不在少数。人们都知道，在盛唐时期，他与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三李”。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在李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诗一度遭遇“灭顶之灾”。     

游记二则

青海头 上中学时，读过杜甫的《兵车行》，后来当了教师又讲过这首诗。诗的结尾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本也知道这是揭露天宝年间唐王朝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青海头”是泛指边塞古战场；但那荒野白骨、     

水家原始宗教鬼神观念浅说

水家是个典型的泛神民族,信仰的鬼神竟有七八百个之多。因此,相邻的布依、侗、苗、瑶、汉等民族称:“水家的鬼多。” 在水家的鬼神观念中,其显著特点是:鬼与神不分,神与仙不分。鬼,水语称为“忙”     

鬼城“利剑”戴仕俸

重庆市丰都——闻名遐迩的“鬼城”。城头高耸着一座石雕——三把银色的利剑刺着一个“喜、怒、哀、乐”的四面“鬼脑壳”直入云霄;雕座上的长须老人,横眉怒目,滔滔不绝不地讲述着“鬼国”神剑除妖斩鬼的桩桩神话。 而今,“神话”成真。“鬼城”丰都,充耳的都是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戴仕俸挥“法剑”,勇斩一个个“贪财鬼”的真实故事……     

灕江雨的人物和山水晝

相傳唐玄宗李隆基(七一二——七五五年在位)偶發脾寒,一夕忽夢大小兩鬼?笳哳^戴帽,衣藍裳,袒臂捉其小者而啖之。唐玄宗問大鬼“爾何人也?”大鬼自稱名鍾馗,生前曾武擧未中,死後决心     

诗言志在先秦两汉的演变

“诗言志”观念在先秦两汉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嬗变进程。《尚书·尧典》“诗言志”,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左传》“诗以言志”,就是指春秋时期所盛行的“赋诗言志”或“称诗言志”。荀子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不仅规范了诗“言志”的内容,而且确认了诗是“言志”的文体。《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完成了“诗言志”命题的最后定型。从此“诗言志”说便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主流。     

由鬼推磨说开去

由鬼推磨说开去于崇良在我国，有句流传久远而且广泛的民谚，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鬼，有人信其有，有人信其无，但迄今没人将鬼拿在光天化日之下证明它的存在。于是我便想，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说的鬼，大概就是指见利忘义、不顾人品人格的人吧。不然的话，怎么能为了...     

读《李赤传》话感受

近读柳宗元文集中的哈赤传》，颇有感受。该传所描绘的是一个不辨香臭的人，即李赤。文中日：“李赤，江湖浪人也”。因该人认为自己的诗可与李白相比，故以“赤”为名，与“白”对抗。此人被化装成美女的“厕鬼”所迷，在他眼里，厕所就同天帝居住的地方一样漂亮，一进去嗅到的尽是香喷喷的味道。文中日：“椒兰之气，油然而起”。因此，他多次投厕，要去享受美人、香室之乐，好在是有人救了他，但他却埋怨救者使其受苦。最终由于看守人疏忽，李赤仍落厕而死。此故事虽属荒诞，但寓意却明了而又深刻。通过“投与教”的描绘，把李赤嗜臭之深…     

“水书”探源

水族文字多载于迷信巫术的“水书”之中,社会生活中尚未广泛使用。这种文字,除鬼师外,本族群众亦多不认识,但其应用范围极广,水家日常生活,均受其影响。“水书”就其用途,又分为普通水书和黑书两类。普通水书,用于占卜吉凶祸福,如出行、丧葬、婚娶、动土等,当事者事前均请鬼师卜问,然后按水书所示以决定行止。这类占卜活动,一般鬼师均可掌握,藏有此类抄本者亦多。据解放前岑家梧先生调查,已达560余种,其中用于丧葬者尤多。按水家习俗,人死后,举凡入殓、出殡、安葬,均需由鬼师根据水书择定时日方向。     

始迁祖：黎族峒寨祖先崇拜的起点

在黎族的社会文化中,始迁祖是黎族峒寨祖先崇拜对象的起点。峒寨始迁祖先迁移的原因有自然灾害、战争、家庭矛盾、游耕生产、仇杀“避鬼”等多个方面。黎人对始迁祖先崇拜从形态类型上可以分为始迁远祖崇拜、始迁近祖崇拜两种,人们对其的信仰已经超越了黎族家祖崇拜中对“祖先鬼”的信仰局限,把其作为神圣的力量进行看待了。     

关于“诗回到诗本身”

一位省级文学刊物编辑,也是一位诗人,在抗击非典高潮中倡议办一期诗歌专号,主题是“以生命的名义”。倡议得到编辑部同仁的支持,发出了约稿信。使她失望的是一些诗人大摇其头:“非典这种事情能写诗吗?诗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诗好不容易回到了诗本身、人本身!”这位编辑困惑地说:“‘诗本身’或者‘人本身’是什么样儿呢?”由此想到的下一个问题是:“诗本身”该什么样,谁说了算?常听一些文学理论家描述说,文学已经摆脱了政治、摆脱了意识形态、摆脱了经济建设、摆脱了写中心唱中心,回到人本身了……这样的一种“诗本身”论认为,诗用来载道是对诗…     

论“诗工”与“穷达”之关系

“诗工”与“穷达”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围绕它的观点主要有：“诗穷而后工”“诗能穷人”以及“诗能达人”。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有利于“诗工”与“穷达”关系的梳理。     

苗族“巫术艺术”论

苗族的巫术文化以信鬼好巫、多神崇拜为内容,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永绥厅志》上说苗民有七十二堂神,其实,细究起来,还不上这个数。苗族受万物有灵论的影响,认为鬼神无处不有。比如我省榕江苗族认为,人不能生育就是“期者留”鬼在作祟:秧苗长得不好,是“期者牙” 鬼在暗中毁坏;人被溺死,罪责不在于水,而是“西翁”鬼在拖脚。因此为了使一切顺利,就必须借助那些可能与他为善的超自然力中得以保证,或者防范那些可能对他贻害的超自然力以避免灾星。要达到这两个目的,苗族认为非通过巫术不可。     

追捕队长

1999年10月28日夜晚9时40分,临川市七里岗乡排楼铺村晒谷场上,数百群众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戏,戏台左角突然有4个“观众”惊叫起来:“‘鬼脑’哪里去了?”“是不是被石建国抓走了。”“这不可能,我们4个并排坐在一起,‘鬼脑’在我们中间,石建国总不会有掩眼法吧?他能逃过我们四双眼睛?”“去看看”。这4个“观众”走在离戏台10多米远的路上时,猛然看见“鬼脑”低着头,戴着手铐,不断发出“救命”的呼叫声。     

“鬼”和“妖”

胡适讲话非常生动、幽默,还喜欢打比方。有一次他讲课时说:“中国的落后源于中国有五个‘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动乱。”大教育家陶行知听说后,笑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却放走了一个大妖精。”胡适稍加思考,马上明白了,妖精指的是在中国横行多年的帝国主义。他连声叹曰:“惭愧,惭愧!”“鬼”和“妖”     

西南两大儒——郑珍和莫友芝

郑珍不仅是清代考证逸字的权威通儒,而且其诗熔铸唐、宋诸家之长,成了“一代冠冕”,加之与莫友芝等诸多诗家影响,故贵州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之誉。     

晚唐诗·新月诗·朦胧诗--试论中国诗语"意"、"象"的非一致性特征

晚唐诗以“意”、“象”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诗歌艺术的朦胧之美 ,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另一境界。 2 0世纪初的新月诗在形式上与晚唐诗有极大不同 ,可诗的“境”、“意”的非一致性仍是主要的特征。 2 0世纪末的朦胧诗 ,更加努力加大“意”、“象”的这种距离感 ,以增加诗的多元和多层次性 ,更具有一种立体解读的要求。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整编”流动摊贩是民生命题

引车卖浆、贩夫走卒，古今中外皆有之，就连在美国白宫旁边也随处可见五花八门的小商贩。一个城市“走鬼”的称号足见摊贩谋生之艰难。因而，公共政策对城市流动摊贩的一举一动，很自然引发社会对“走鬼”谋生之道和生存状态的深度关注。     

关于“法轮功”问题的“三问”

“轮功”问题的出现，由最初绝大多数人希望健身强体发展到非法的反科学反政府的组织活动，加上不少的人们至今不以为然———“不就是练练功吗？”，受其影响的人数确乎不可低估，这就有了认真弄清一些问题的必要。“有”，还是“没有”？世上有“鬼”吗？世上有“神”吗？世上有“救世主”吗？应当说，这些都是很基本、很初级的、照例大可不必来讨论的问题，可是被有些人蓄意闹糊涂了，照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教义，那就是“鬼”、“神”、“救世主”都有，而我们的回答很明白：根本没有！先引一段话：“人死血脉，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