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他的“东方”——分析心理学视角下的道家与佛家

荣格的东方研究,涉猎范围极广,他的关于"东方思想"的论著约16篇,从中国的道家、《易经》、藏传佛教、净土佛教,到印度的瑜伽、日本的禅学,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荣格思想最有创意的部分都可以看到儒道思想的精灵居间跳跃。正如Richard Wilhelm所提及的那样,将荣格归入"东方道路上的伟大先行者"是一个错误,但因此将荣格对东方主义及其异母姐妹比较宗教的贡献轻描淡写,试图抹去荣格在这两个领域所作的给人以大致印象的学术研究所起的模范作用,也同样是个错误。本文将以荣格与他的分析心理学为例,观照20世纪初西方精神危机背景中分析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道家与佛家思想。     

英雄叙事中的“自我东方主义”:“林书豪神话”的媒介塑造与话语运作——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为例

按照传播仪式观,民族主义是传媒叙事的重要脚本。在体育英雄叙事中,媒体往往刻意强调英雄的民族身份,同时在"反抗书写"中塑造东方的英雄,这种叙事隐藏着"自我东方主义"的权力话语。本文通过对台湾《中国时报》中的286篇有关"林书豪"的报道分析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林书豪的新闻报道逐渐位移于头版,新闻价值发酵,林书豪的符号弥散于报纸各类新闻里;他以各种能指出现于媒体标题和行文中,并被媒体通过不同报道视角来进行追捧和赞美;在媒介塑造中,林书豪的台裔、亚裔等"民族/种族"身份与他的英雄故事混杂在一起,"林书豪神话"的媒介叙事被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等权力话语所裹挟,成为整合台湾社会、凝聚民意的符号。     

突破二元对立的汉学主义研究范式——对顾明栋先生的回应

自我殖民化、东方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过程的说法都是从萨义德那里开始的。批评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论述中没有提及被殖民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东方主义最大的破绽既不是没有注意西方内部的反殖民传统,也不是对真正的东方人重视不够,而是单一主体,即以"我"/"他"、"主体"/"客观"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西方人和东方人,从而构建汉学主义。因此,汉学主义研究须突破这种二元对立。     

论赛义德消除文化霸权的革命策略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重要代表,赛义德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他探索了消除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些方法和策略:号召东方民族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依靠知识分子领导文化革命、提倡一种多元文化观。赛义德的这些观点既有其合理现实性,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为“汉学主义”理论一辩——与赵稀方、严绍璗、张博先生商榷

赵稀方、严绍璗、张博三位先生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为我们探讨汉学主义理论的深意提供了契机.提出汉学主义的理论着眼点并不完全是促进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甚至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而是旨在认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以精神殖民为基础的文化无意识以及学界以智性殖民为核心的学术无意识,克服把西方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奉为普世真理的倾向,最终目的是鼓励恰当地看待西方他者的智慧和局限,客观地评估本土文化和学术的价值与不足,促进中国学术思想的解放,焕发中国学术的创造力和原创性,成为葛兆光先生呼唤的“涵盖了中国、亚洲和西方的顶级世界理论”的助产士.     

论《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中的东方主义

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中的鲁滨逊来到中国的南京、北京以及长城以外的蒙古地区,以比较的方法描述中国见闻。城市、生活、贸易、军队等等一切都不如欧洲。书中充斥着对中国的歧视、偏见和傲慢。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使笛福藐视中国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东方主义视角使他鄙视东方、随意建构中国形象,进而觊觎主宰中国;殖民主义者的眼光驱使他从精神和物质方面寻求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理论依据。《续集》为殖民扩展奠定了舆论基础,为贬斥中国扩充了文本基础,对当今跨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警醒作用。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中国妇女——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为例

文章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以及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骆里山、周蕾对克里斯蒂娃的批评为例,从国际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批评和离散批评的视角出发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中国女性时的几个重要特征:他者化、女性化、东方化,究其本质,对他者的书写是为西方女性自我树立一面镜子,折射了她们的自我身份建构。     

村寨博物馆中文化的展示与想象——以贵州雷山上郎德村寨博物馆为例

近年来,在我国的民族地区,涌现出了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等,而在贵州更出现了"生态博物馆群".与传统的博物馆相比,尽管"村寨博物馆"更加强调原生态的生活空间的呈现.但在其文化展演的背后仍然受到一套"东方主义"式的话语/权力机制的操纵.村寨博物馆中出现的"景观的移植与重组"、景观展示中的"文明的冲突"等问题都是目前在此类"生态博物馆群"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男子作闺音——哈金小说《等待》中孔林形象的东方主义建构

美国华裔流散作家哈金不仅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而且获得美国文学界的一系列重要奖项。1999年哈金凭借其《等待》获得美国第50届非小说类的全国图书奖,2000年再次获得了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这部小说获得了国际文学界的充分肯定,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唯一引进发行的哈金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哈金塑造了孔林这一男性主人公形象,文章从东方主义视角出发多层次探析哈金对男性主人公形象的＂他者＂建构。     

“两泛”-“东突”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

"东突"恐怖主义为"东突"分裂主义的极端形式,其思想根源为"两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者钧滥觞于19世纪后半期。     

莫言获奖呈现多重“气象”

莫言获奖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若以此证明中国文学的崛起,则仍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没有摆脱"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于2012年10月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的消息让国人无比振奋和自豪。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梦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莫言获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     

论“东方病夫”到“东亚病夫”的流变

“东方病夫”亦称“东亚病夫”、“远东病夫”、“亚洲病夫”、“亚东病夫”等，其中前二者最具代表性。1896年舆论界最早提及“东方病夫”，对此通行的观点多以讹传讹。从清求到1930年代求，“东方病夫”广为述及，之后“东亚病夫”则远远超过了“东方病夫”。造成这种变化的啄图，与土耳其及其凯求尔改革有关。凯求尔改革直接导致国人认为土耳其脱去了“东方病夫”的帽子，从而更多的以“东亚病夫”与中国相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占据了统治地位。“东方病夫”几乎被遗忘，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与中国文化自觉的构建

萨义德对于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的批判,深刻揭露了隐藏在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经验事实中的文化殖民策略。现代西方在东方主义话语中建构中国形象,一方面是通过树立“他者”之镜帮助现代西方完成自我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为西方在中国的殖民扩张进行意识形态的辩护。在“他者”文化仍然对自身文化的意义体系发出质疑与挑战的当下．提升中国文化自觉的首要之义就是要走出“他者”困境,摒弃“自我东方化”倾向。     

西方话语权力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探究

话语主体依靠话语权力生产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逻辑实现对话语客体的宰制,这种宰制主要体现在"说什么"与"怎么说"两个环节中,"说什么"是话语主体议程设置的内容择取问题,而"怎么说"则是框架建构中的意识形态思维逻辑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少数发达国家正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这两个环节,才成功地实现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霸权。面对硝烟弥漫的话语权力交锋,当代中国理应厘清西方话语权力的生产机制及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逻辑,生成中国话语权力,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以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     

《蝴蝶君》的警示——《蝴蝶君》中黄哲伦创作意图探讨

黄哲伦的《蝴蝶君》是对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的戏仿。研究将运用后殖民理论,从研究《蝴蝶君》两位主人公伽里玛和宋丽玲相互关系中"他者"角色错位的问题入手,探讨黄哲伦创作此剧的最终意图。     

论黑格尔与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

黑格尔的东方文化观建立在辩证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其自我否定以及历史和逻辑一致的立场使得他的观点具有内在合理性并有发展、改造的空间。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建立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之上,强调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但过分强调反本质主义的普适性则使得他的观点最终走向虚无主义。     

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及其演变

美国自建国起便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将美国孤立于国际纷争之外。但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孤立主义原则演变出了多种形式和思想,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以及杜鲁门主义都是其新的演变形式。门罗主义将美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威尔逊主义将美国推向世界,奠定了整个20世纪美国外交战略的根本指向;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宗旨。三者之间有抛弃、有继承、更有发展,从它们的发展演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走向全球霸主的过程。     

“看”与“知”:维特根斯坦关于“看见面相”的思想

维特根斯坦对"看见面相"评论,认识到"二元"知觉理论的不足。人们在突然看见到某个面相时,客观对象没有改变,看的却不一样了,到底什么发生了改变,许多的评论家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差异是这个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内在关系。     

论黑格尔与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

黑格尔的东方文化观建立在辩证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其自我否定以及历史和逻辑一致的立场使得他的观点具有内在合理性并有发展、改造的空间。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建立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之上,强调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但过分强调反本质主义的普适性则使得他的观点最终走向虚无主义。     

论“东方型企业”的特色文化

"东方型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由我国的部分经济学家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共同研究日本的综合商社时作为一个概念提出的."东方型企业"文化是指支配企业及其职员从事商品生产、商品经营和社会交往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亦即价值观."东方型企业"文化中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其表层是企业形象;中层是企业作风;深层是企业精神."东方型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演变都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方型企业"文化中渗透着"仁、和、信、诚"的成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注重了运用它山之石,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体系,进而整体推动了"东方型企业"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