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遭遇浮士德：面对一种乡土之变——重读《乡土中国》的新观察

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其对乡土之变的发问,重新设定了我们理解过去中国、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关系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面临着一种乡土性之变,即所谓静态和秩序的阿波罗遭遇到动态和躁动的浮士德,或者说稳定性遭遇到不确定性。新乡土性意味着人心之变,同时表现为社会之变以及文化之变。所谓“新遇到旧”,意味着一种乡土中国在基层的草根式生长模式的转化,由此而生成一种旧乡土和新乡土之别,以及新旧二元变奏的乡村构造——“旧”的东西在顽强地应对各种“新”的形式的出现,同时尝试着各种可能的自我适应性的转化。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生活变奏,才真正保证了乡土社会自身的韧性力量的生发,即如费孝通描绘的乡土社会的总体性结构中一种生命力的动力性根源。     

从中枢体制视角再反思唐代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是唐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权力斗争如南衙北司之争等角度分析,成果不少,却不够深入。这场政变与唐后期中枢体制的演变有密切关系,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或多或少受到文宗朝政治制度的规限约束,反映出当时中枢体制内部固有的权责矛盾以及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角色冲突,是中晚唐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体现。     

本体论视域中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分析

宋代理学家对人性论的论述是以其本体论为前提的,张载、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从他们的思想中建立并走向成熟和完善。相对于理气关系来说,理决定气,由理产生的天地之性就成为由气产生的气质之性的地位本体。这种人性论导致了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产生,对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铁饭碗”、“瓷饭碗”之变

69%的公务员官帽将被摘掉、待遇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每年新增千名聘任制公务员……2010年,深圳市对公务员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众多公务员手中捧着的铁饭碗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将是瓷饭碗。     

中国古典文论的更生之变——论叶嘉莹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

叶嘉莹融合中西文论,建立以“基准说”为理论内核的比较诗学体系,对“境界说”作了转化和补充,降低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接受和使用门槛,使其具有现代意义。以“基准说”为依据阐发古典诗词中蕴藏的感发生命的力量,使古典诗词成为现代社会中审美化人生的重要媒介。叶嘉莹立足传统文论,正确处理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实现了古典文论的更生之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启示。     

我国学前教育“义务化”之思——兼论其对高师培养模式改变的影响

我国学前教育是否“义务化”有三种声音:以“模仿、减负、公平”为依据的支持说,以“条件不完善”和“小学化倾向”为依据的反对说,以现实情况为依据的折中说.学前教育是否“义务化”,需要考虑的是义务教育的本质、学前教育国家化的可能性、学前教育的性质等问题,解决学前教育难题可以从改善学前教育硬件资源和软环境入手循序渐进加以促进,但随着学前教育“义务化”的改变,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培养结构、理念与模式是否随之变化.     

论“自然状态”与“小国寡民”、“至德之世”

卢梭与老庄都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也各自提出了疗救现实的办法。卢梭指出人类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清除“文明”的罪恶,回到“自然状态”。老庄主张退回“小国寡民”、“至德之世”,以主观的心灵省悟,构筑自由的精神家园。道家怀持“无为”,立足于精神的救赎,提倡消饵欲望,达到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卢梭则致力于人类“未来”自由幸福的达成,认为通过社会革命和教育改革,可以达到理想的社会。     

“性情之正”还是“性情之真”?——孔子“思无邪”观新析

思无邪是孔子诗论的一个重要观念,传统儒学的归于正与朱熹的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以道德理性为本的美刺诗学观,因其明显的附会曲解而时遭抨击;学术界对其的解析仍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思无邪本是孔子断章取义,其义当释为不歪曲,不虚假,孔子本意当是指《诗经》三百篇皆为直抒性情之作,他强调的是性情之真,而非性情之正。     

“中国之治”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分别构成了"中国之治"的理论支撑、制度支撑和价值支撑。"中国之治"蕴含了某种逻辑关联性,即中国之智聚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则实现中国之志。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蕴含着三维互构并互动生成的逻辑结构关系。而中国之制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承担着把中国之智转化为"中国之治"的重任,并确保"中国之治"能够在中国之志的引领下行稳致远。归根结底,"中国之治"的成功推进,很关键的就在于其蕴含了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三者相生合成的国家治理逻辑。     

60年婚“变”

自有制度开始，婚姻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大概很难有什么问题像婚姻问题这样，让人们保持如此经久不衰的兴趣和持久争论的热情。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问题无论对个人或是社会机构来说，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婚姻问题至少与以下三个问0‘题息息相关：爱情、性和政治。这使问题变得十分繁难，     

“花木”之变

从曾经的花木苗圃、蔬菜种植地，到如今的浦东新区行政文化中心、上海四个城市副中心之一，花木街道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苏轼“大全之道”之学

北宋中期,儒学得以复兴,出现了洛、蜀、朔等诸家学派争鸣的情况。其中苏轼是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会通佛老、杂糅纵横之学,用儒学来统御诸家,以实现其用世的目的,因而成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苏轼杂糅百家,他在著作《东坡易传》中提出一种"大全之道",即一种兼容异见、不以一己为是,宽大弘通的学术主张和思想态度,并以此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中。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新官上任“脸色”变

职务的提升，只不过是把你放到了一个新的舞台上，有人喝彩，并不一定是因为你表现出色；有人喊“下课”，也并不表明你今后就没有征服观众的机会。     

论陈寅恪“神游冥想、了解之同情”的史学意蕴

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上提出了"神游冥想、了解之同情"的思想,它不仅是针对哲学而言,也是针对史学而言。它既是一种史学境界,也是一种史学方法。正是凭借这一治学思想和精神,陈寅恪才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忠恕之道”的市场意义

本文立足于当今社会现实,探究“忠恕之道”的本原意蕴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意义,旨在阐发儒家的“忠恕之道”,使用儒家的“忠恕之道”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驱使下的种种不良现象展开批评,进而弘扬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将儒家的“忠恕之道”发扬光大。     

鸠山外交的“变”与“不变”

2009年8月31日，历史在这天定格，日本政坛“变天”，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打败战后统治日本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千年老大”自民党，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也随后闪耀登场，担任日本首相，日本由此进入鸠山时代。但是，这个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新首相和有着纯正政治血统的“世家子”，在其竞选过程中，声称要“疏美国亲亚洲”，带领日本吻别美国，拥抱亚洲，定情中国，引得世界侧目，纷纷“热议”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     

“对列之局”或“隶属之局”——牟宗三文化历史哲学的关节点

牟宗三先生认为文化是一种由人创造的,内在于人的生命和精神活动中的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现方式。各民族文化既有“义理上的具足”,也有“功能上的缺陷”。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功能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未能实现科学与民主政治等价值,因而其全幅价值未能完全展现。现代中国文化要展现其全幅价值,就是要发展科学与民主政治方面的价值。在如何使科学与民主政治生根于中国大地方面,牟先生提出了“本内圣开出新外王”和“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论,其间不乏许多极有价值的论断和观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混乱。     

儒家的“心性之学”与现代化

儒家的"心性之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理想,它虽然不是现代化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因素,却是现代化的重要的构成性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既不能夸大儒学的作用,也不能过分贬损它的价值。     

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现代价值

存在主义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马丁·海德格尔,其思想在30年代前后发生了转向,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的西方现代科技发展之中,从而引发他对技术问题的追问和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思辨对当时西方世界以及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都有重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