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保留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法律保留是在立法法中规定的。从《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三种形式的法律保留,即人大法律保留、特殊法律保留、一般法律保留。一般法律保留应该涵盖给付行政,原因是:第一,有助于法院的司法审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二,宪法中所未定的剩余权力应归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法律保留完全涵盖给付行政又存在着瑕疵:首先,有可能使公民彻底丧失要求给付的法律依据;其次,有可能影响到行政机关的相对独立地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前者和对后者的修饰有机结合起来。     

法律保留视野下的行政立法权限研究

我国八二宪法确立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权。自此之后,行政机关的立法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不仅数量远远多于法律,而且立法事项还深入到诸多法律保留领域,已经威胁到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立法权。究其根本原因,是《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与宪法相冲突,造成了两者立法权限的混乱。只有取消《立法法》第五十六条关于职权立法的规定,并加强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才是厘清两者立法权限的根本之径。     

论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 ,而行政垄断则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堡垒 ,必须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文章分析了行政垄断及其本质 ,并指出制定统一的反垄断法是制止行政垄断的有效途径 ,在立法方面同时应注意五个问题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其进行治理根除,已经迫在眉睫.行政垄断存在双重违法性,其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膨胀和对私权的干预.行政垄断规制悖论的产生,理论根源在于经济法、行政法部门法划分理论上的内在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调整范围上的重叠.因此在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时要坚持法律规制为主,系统监督和党纪监督辅助结合、反垄断法与行政法互相配合以及坚持结构、行为与结果认定行政垄断三原则,在具体的法律规制中通过调整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范围的界定、调整行政诉讼法和宪法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以及建立行政垄断的责任制度来逐步根除行政垄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     

论行政调查及其法律规制与救济

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依职权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的信息收集活动，它是行政机关不可或缺的一项权能，广泛运用于行政机关的各种管理活动中。行政调查权与公民权利会产生冲突，因此，必须加强对行政调查的法律规制，明确行政调查所应遵循的原则、依据和主体、方式，规范调查程序，并且给权益受损的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这是推进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论行政功能保留———以德国核能规制为论域

核能规制给行政法带来了重大挑战,行政合法性、行政规则的效力和司法审查的立场都需要予以重新诠释.行政功能保留体现了德国核能规制的权力配置模式,具体表现为开放的法律结构、行政规则的规范具体化效力和司法机关对判断余地的承认.其理论基础包括功能法正当原则、核能法任务履行和实现目的方面的特殊性以及行政权在核能规制中的功能优势.我国需要构建立法推动的核能规制权力模式,在确定基本预防要求的同时坚持开放的法律结构,提升行政规则的正当性,通过法律明晰基本的司法审查标准,避免简单地照搬判断余地理论.     

论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及其法律规制

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两面性。对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要达到防止警察行政权力被滥用、发挥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积极功能的双重目标。我国的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异化,主要原因在于立法控权的盲区、权力自身的属性、司法审查的局限性、监督机制的缺失等。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严重影响了法治进程,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人民警察形象,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应当从完善立法规制、加强司法审查、强化行政自我规制等方面,全面规制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防范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     

论法治行政及其基本原则

法治行政意味着法律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具有至上权威,行政权力的运作受法律的支配,对行政行为司法部门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适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实行法治行政,必须遵循行政行为以法律为界线、行政法规和规章不得代替应当以法律规定的事项、法律的平等保护、行政救济、职权与职责相统一等基本原则。     

积极行政的崛起与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冲突及解决

法律的保留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中心,法律保留强调行政作用一定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才能执行。法律保留原则发轫于传统行政作用的侵益性,并滥觞于消极行政范围的适用。然而,在积极行政崛起的背景下,传统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与积极行政产生抵牾与冲突,通过组织法依据、实体法依据和遵循程序法行政的阐释,可以寻找破解二者冲突与困境的路径。     

规范行政保留的宪法依据

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面向上,无论“规范”指涉的是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措施,还是与狭义的法律具有同等地位的一般法律规范(即广义的法律),规范行政保留都指向宪法所确定的、由行政予以保留的规范制定权的自主空间。我国《宪法》第八十九条可为规范行政保留提供宪法规范依据。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中的“宪法和法律”属于并列关系而非选择关系,其中的“法律”可能是组织规范,也可能是根据规范。进而言之,凡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之“根据”,为“根据规范”的法律;凡不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之“根据”,为“组织规范”的宪法或组织法。因此,在未确立一般法律保留原则的情况下,国务院基于《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二)-(十七)项职权而享有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规范制定权,在法律保留的事项范围外,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属于宪法位阶的规范行政保留。     

我国的行政规划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行政学和行政法学都应当予以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阐述了行政规划的概念、性质、类型等，分析、归纳了现实我国行政规划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实现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城市房屋征收立法冲突与法律保留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拆迁冲突由社会层面引向法律层面,拆迁条例的立改废问题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城市房屋征收多元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存在立法冲突,严重影响法制统一和权力分工监督。法律保留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房屋征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应该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征收法律。     

行政补贴的法律规制初探

行政补贴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目的，给私人发放财产性资助的行为。这种资助既包括积极的资助，如直接资助金钱，又包括消极的资助，如税款的减免。近几年，国家采取大量的行政补贴来解决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在补贴的设置和发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补贴发放的依据层次低；发放补贴随意性强，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发放的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易导致腐败；发放补贴损害第三者利益时，救济的途径不通畅；补贴绩效评估制度付诸阙如等等，本文从法律规制、公共利益的界定、国内的补贴要与《SCM》的补贴规定相协调和第三者利益受损时如何救济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期完善我国行政补贴的相关制度。     

论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中国期待的十年磨一剑的《反垄断法》仍未正式出台。我国的行政垄断有国家公权力作为依托,其危害性尤其巨大,而且有蔓延趋势,所以反垄断法不仅要反经济垄断更要反行政垄断,我们需要《反垄断法》来对行政垄断进行有效制约,《反垄断法》应专设一章规制行政垄断,并且建立相应的执法机构以保证反垄断法的实施。     

法律保留原则的发展趋势

生成于规制行政模式、以损益行政行为为主要规制对象的法律保留原则,在现代给付行政模式下,由于行政行为双效性、参与行政、政府服务性等诸多因素的生成与拓展,导致保留范围的确定更加困难。为消解关于法律保留问题的长期纷争,增强该原则对于现代行政的适应性,应将该原则研究和规制的基准从行政模式和行政行为类型拓展至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上。授益行政行为应以适用法律保留为原则,排除适用为例外。例外情形主要有紧急行政和法治欠发达国家的权宜之计。     

论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而形成的垄断,表现形式多样,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对行政垄断的特征、社会危害、构成要件、成因进行系统的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当前形势下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民平等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在日益增加。就在人们努力寻找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点之时,一股来自政府内部的强大阻力正在不断阻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被学界称为"行政垄断"。与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经济性垄断相比,行政垄断是人为地在一定的交易领域里限制甚至消灭了竞争,破坏了自由公平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格式条款的价值分析及其法律规制

格式条款的积极价值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其消极方面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违背及可能带来的侵害缔约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后果。通过综合运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法来规范和控制格式条款,可以充分彰显其积极价值而抑制其消极影响。     

行政垄断的立法成因及其消解路径探析

目前行政垄断已转化成通过立法程序进而披着合法外衣的隐蔽行为,要有效遏制行政垄断,必须从消解其立法根源入手。国务院颁布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此作了重要规定,但仍存在不足且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应对行政立法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督,赋予公众规章制定的动议权,建立严格的通告和评论程序。     

论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行政规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增加融资渠道,补充政府在公用事业上投资的不足,民营企业参与公用事业已是大势所趋。政府应加强在公用事业的市场准入、公共产品的价格形成、普遍服务与适度补偿等方面的研究,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协调公用事业产品提供中的商业性和社会性原则,从而构建适合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行政规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