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及治理路径分析

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问题也不容忽视。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问题的产生,既有自身素质不高、法律观念淡薄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权利过分集中、外界监督不力、违法成本偏低等客观原因。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增强村干部的法纪意识、建立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大违法惩处力度等措施来预防和遏制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     

成品油销售企业基层“微腐败”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微腐败"是一种公权乱用行为。销售企业基层"微腐败"主要是指企业员工违反制度规定、个人违规违纪,利用公司业务渠道、岗位职权、机会等谋求私利的行为。基层"微腐败"问题虽然小,却能给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造成极大影响。文章梳理了基层"微腐败"现状及主要表现形式,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开展有效治理的具体方法和措施:做实思想教育、强化制度执行、严格监督检查、坚持从严处理、做好廉洁表率、强化警示教育等。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研究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再次传递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本文结合企业工作实际,围绕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深刻阐述治理“微腐败”的重要意义,总结梳理“微腐败”的特点及其危害,分析研判其多发频发的原因,研究探讨治理的对策。     

关于基层腐败的若干问题探究

反腐败的过程中,单纯的惩处高官腐败并不能有效的解决群众感觉到的官员腐败问题,而与群众接触紧密的基层,其腐败危害之大,负影响面之广,令老百姓深恶痛绝,所以在不放松查办高中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同时要高度关注基层腐败,这就需要我们分析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采取各种方法去遏止、预防和打击基层腐败。     

突破山区县“互联网+农业”瓶颈 为扶贫攻坚助力——以沐川县为例

"互联网+农业"可以有效拓宽市场、促进产业升级,为扶贫攻坚开拓了一条的路径。当前在"互联网+农业"过程中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保质保量的农产品不足;网络人才缺乏,营销手段粗糙单一;监管管力,品牌保护困难;思想固化保守,参与热情度不高等问题。必须整合资源,积极引入第三方,打造地方品牌,并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充分调动产业发展内生积极性。     

论基层“一把手”职务犯罪及预防

基层"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特点在罪种上表现为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等犯罪,在犯罪人上多是新任和年轻"一把手",并多发在乡镇基层组织。基层"一把手"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预防也应从多方面考虑着手。     

党领合作：中国情境下的基层合作治理何以达成？——基于L市脱贫攻坚经验的调查

基层治理中的政社合作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愈加复杂化,单个治理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基层合作治理在中国特色制度情境下呈现党领导下的政社合作治理样态。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本文对L市脱贫攻坚经验及其有效实施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机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实现合作治理结构的搭建,进而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主体信任、权责利共享、目标共享等达成治理目标,最终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机制背后的逻辑是引入政治力量对行政体制内外结构性、过程性张力的有效消解,包括以条块整合克服“压力-能力”的矛盾,以政治动员消解“命令-抵制”的悖论,以政社联结弥合“政府-社会”的间隙等,进而破解基层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权力共享与领导力、合作结构稳定性与主体变化动态性等矛盾挑战。“党领合作”机制不仅为基层效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在比较视野中拓展了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基础。     

政策到户与脱贫攻坚的治理术——对“入户”的社会学考察

脱贫攻坚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是将国家贫困治理的政策单元缩小至户(即“政策到户”),从而极大地凸显了户的政策意义。县域脱贫攻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围绕户这一政策单元持续发力,并将“入户”塑造为脱贫攻坚的治理术：作为技术策略的入户,主要表现为由三个政策推展结构形成的入户工作链,即贫困识别政策推展结构、精准帮扶政策推展结构和成效评价政策推展结构;作为制度安排的入户,主要是通过规范入户帮扶的组织与管理,分别从政策和情感上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其中,政策激发使贫困户充分感受到国家的可及性,情感激发则塑造出一种帮扶型干群关系。     

“内生腐败”及其成因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武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刍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农村＂村官＂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村大量滋生的＂村官＂腐败现象,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缺失和法律法规缺陷等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新形势下的＂村官＂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应机械照搬反腐败的传统经验做法,而是要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机制为核心,以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点,以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为保障,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的新路子。     

“入世”后权力腐败防治问题探析

我国普遍的官僚作风与半市场化经济的组合 ,为权力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和漏洞 ,较之完全市场化国家的反腐难度更为艰巨。我国“入世”后 ,正在更加深入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必将强制性规范政府一贯主张的行政干预力 ,无疑为我国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当前“涉黑”职务犯罪问题分析与防治措施

当前,涉黑职务犯罪涉案成员复杂,司法人员及行政执法人员犯罪突出,涉案罪名多为行贿受贿,并且涉案人员职级较高。主要原因一是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贪婪;二是政府执行力不强,不能有效地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三是黑恶势力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对党政干部任免的干涉;四是立法滞后,量刑偏轻。涉黑职务犯罪的防治措施应将＂打黑＂与惩治职务犯罪结合起来,依靠群众,形成举报监督网络,加强各级政府建设,完善地方选举制度,完善＂涉黑＂职务犯罪立法。     

“任务—能力—动机”视角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逻辑探析

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终端,基层政府时常陷入“层层加码”的困局。探明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背后的行为逻辑,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任务—能力—动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并非仅与静态体制结构有关,而是多重影响因素动态发展且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行为逻辑是其经历了任务范畴从经济到“经济+综治”的转换、能力要求从常规到“常规+应急”的转型以及动机偏好从谋利到“谋利+自保”的转变,这三个方面的动态变化是审视与解读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重要窗口。     

抓实“两学一做” 助力基层反腐

从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反腐的重要指示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央的着眼点都直指基层,力图将反腐向基层延伸,解决存在于基层党员党组织中的各类问题。两学一做要解决的是包括基层党员在内的所有党员身上存在的问题,加强党内教育,认真抓实两学一做教育活动,有助于防治基层腐败,有助于反腐工作向纵深发展。     

打造决胜脱贫攻坚收官战的“红色引擎”

在战“疫”和战“贫”的关键时期,郧西县坚持党建“主业”与脱贫攻坚“主责”相统一,建强骨干队伍、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打造决胜脱贫攻坚收官战强劲的“红色引擎”。筑牢战斗堡垒,增强“牵引力”。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开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年”等活动,分层分类推进规范化建设;扎实开展“村村到”活动,32名县级党员干部对全县286个村开展排查、整改、提升工作;采取“一村一策”,对68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进行整治提升。     

“扶贫抗争”与农村反哺资源的分配治理——基于秦巴山区T镇的田野研究

资源反哺背景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对农村基层治理既是有利条件又是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在获得扶贫资源、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新问题。从秦巴山区T镇扶贫实践过程来看,扶贫抗争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相比,扶贫抗争在动因上大多起因于相对不受益,在方式上具有低烈度不满的特征,在形态上表现为弥散性氛围。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的分配治理机制,做好资源反哺的“期待控制”、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强化基层治理的“主动回应”,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分配治理能力,完善“资源反哺—资源分配—农民满意—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     

“大联动+微更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大栅栏样本

街区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地缘界限、利益整合、情感联结和文化导向而形成的多元共治生命有机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突出优势。基于街区治理共同体理念,探讨北京市大栅栏街区“大联动+微更新”治理模式在主体参与、组织建设、文化创新和公共服务维度的嵌入式治理样态,分析其运行机制与治理成效。针对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职能博弈、智慧化建设滞后、城市现代化与街区历史性融合欠佳、街区整体建设与居民个性需求协调不到位的问题,从明确“微职能”、更新“微技术”、加强“微创新”和整合“微需求”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合力打赢“两基”攻坚战——省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全省“两基”攻坚工作情况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我国政府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新时期国家实施的重大民生工程，是必须限期完成的政治任务。     

委员工作室：基层治理中的“连接”与“团结”——以湖南政协委员工作室为例

“委员工作室”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至逐步壮大的过程,是强化委员与界别群众联系的桥梁、是人民政协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的网络结点,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协调相衔接提供了新的可能。湖南的“委员工作室”建设实现了立足基层与联通上层紧密结合、线上拓展与线下延伸双向发力、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为统一战线各领域增进连接、加强团结、参与治理提供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