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述论

共同体理论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强调的是紧密团结、亲和熟稔、价值一致以及共享的认同感。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发展了这个理论，将中华民族概念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解决了中华民族是“多元”还是“一体”的学术讨论问题，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     

利益共同体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建设与实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大部署和重要思想。当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需要以利益共同体视角回应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中国之问、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之问和共同体实践的人民之问。以利益共同体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形成：独特的自然禀赋为共同体早期向内汇聚提供了有利条件,共生互补的经济为共同体凝结了牢固的根基,政治一统与国家利益为共同体奠定了有力的内外保障。共同体建设何以必须,回应了两个一百年交汇变局中我国在复杂的国内外利益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共同体建设“何以为之”落于实践：做好经济增量与保障公平并重,以“共有”意识浸润人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利益至上,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     

共同体﹑共同体精神与城市社区——以上海市临港新城为例

该文选取了现代社会中一个小范围且典型的事例——城市社区,试图探讨在现代城市社区中共同体及其精神存在的必要性,并通过分析临港新城主城区的各个社区所具有的多方面特质,寻找培育共同体及其精神的可行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性治理共同体问题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的开启把人类本质性的全球性治理能力吁求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人类基于全球性问题的对象化与危机性的反思所策划的全球性善治前景,在全球性复合性公共治域结构情形下,并在民族国家制度与体制分立下的治理结构的二元对峙之张力中要求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出场,而基于国际权力结构重组、全球性制度责任错位、全球性治理主体缺位、全球性治理政策失灵与全球性治理理念的诸神纷争等症候而规划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就成为治理性共同体与我们得以谋面的基本主张而共同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人的类本质绽放这一向度。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体属性的民族实体,是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要求我们必须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纲",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

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体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虽屡经挫折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基本保留了清朝的人口和地域边界。1997年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命题,中央近期提出要加强“文化自信”。纵观历史风云变幻,有哪些因素促成中华文明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经过百年奋斗,再次获得“凤凰涅槃”一样的新气象？中华文明具有什么特质,得以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塑造出中华文明共同体在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方面的结构体系和演变轨迹,并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仍能坚持探索一条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些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共同体”理解范式的历史性生成

对共同体的批判和理解是马克思毕生努力的事业。在批判和理解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逐渐确立了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分析共同体的经典范式。具体包括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35年8月—1841年4月)，马克思受到古希腊和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影响，开始自觉地反思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在初步的批判与反思中形成了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观点；第二个阶段(1842年5月—1845年2月)，在对等级制和物质利益关系、对国家形式的探讨和批判中，确立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研究出发点，相继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政治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术语；第三个阶段(1845年春—1848年2月)，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理解共同体的经典范式，运用这一范式，马克思科学分析和全面论述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等共同体诸范畴，形成了对共同体理解的独特术语体系和话语体系；第四个阶段，1848年后，马克思在具体革命实践(1848年2月—1879年9月)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1857年—1883年)进一步深化了对共同体的认识；第五个阶段(1879年秋—1882年底)，马克思晚年面对资本主义...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蕴含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实质的物质效益,更具有深刻的伦理蕴涵。面对数字化浪潮对国际伦理规范的冲击所引发的全球性伦理难题,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新的高度对现有国际伦理观念和伦理规则进行重塑,回应人类社会数字转型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使其在新的伦理道德框架内实现数字向善,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及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的提出及意义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后,让我们的相关研究回归了正常轨道。而“中华民族是一体”的提出,应该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本质,以及进一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愿望的起点和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综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国内学界从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国外学界也对其可行性、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均取得系列成果。本文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形成基础、基本内涵、特征、主要路径、发展前景、重要意义等七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对如何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义与罗尔斯的共同体

罗尔斯对稳定性的论证可以分为"主观论证"和"客观论证",而后者依赖于他的共同体观念.罗尔斯的共同体观念体现在"社会联合的社会联合"之中,在这种社会里,实现正义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最终目的.对于罗尔斯,问题不是他的共同体观念是不正确的,而是这种共同体观念不符合他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推进企业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企业是社会经济细胞，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把企业建设成为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途径。     

法律职业共同体探微

法律职业共同体指的是以法律职业连接起来的具有相同语言、相同思维、相同专业层次的人们结成的集体。本文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之现状,并提出了构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几点设想。     

法律职业共同体诠释

和谐社会必须是法治社会,各种法律职业要通过不断完善,最终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无形的,其构成要素包括共同的法律知识背景、共同的信仰,其最根本的联系纽带是共同的利益。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改革和完善我国法律职业制度,重构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机遇。     

马克思共同体的形态嬗变及内在整合

本源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揭示共同体演进的三种形态,人与物质资料的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交往关系是蕴含在其演进过程中的双重整合线索.其中,本源的共同体作为人类存在的起点,是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原始公有为根本特征,以土地、血缘为交往纽带,建立在共同劳动和相互依赖关系基础上的自然整合;虚假的共同体伴生...     

共同体的重构: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

社区建设成为我国转型时期基层治理的基础,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立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人际关系和谐、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发展需要以社区物质建设和精神培育作为共同目标,同时也要将传统模式稍作变革,而作为行政治理单元的社区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缺乏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认同。文章认为为实现社区建设的目标,强化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培育一种有效的居民共同享有、共同遵守的机制需要重构培育共同体的模式,实现从交往共同体的培育到认同共同体的生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审美政治阐释

“审美”作为人的有意义的存在方式,是政治理论的最高价值之一。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时代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是一种蕴含美的理念和价值诉求的审美政治。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审美政治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它继承了马克思审美政治的感性解放的审美理念、美的规律的审美尺度和自由王国的审美愿景。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筑了一个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它内含着“各美其美”的政治判断、“美人之美”的政治态度、“美美与共”的政治追求和“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具有丰富的审美政治面相。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层面的审美共同体建构,是一种五位一体的审美政治实践。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境界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最科学、最深刻的揭示。它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同体性关系、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人与自然不但是生命共同体而且是价值共同体,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归宿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不但是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而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西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理论特质。两个共同体互为促进、互为补充、互为支撑,构建出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建构重塑了世界文明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