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刑事二审庭审方式改革初探

刑事二审案件全面开庭审理,是深化刑事二审庭审方式改革的举措,有其必要性.二审庭审方式改革的实践,已有了较成熟的做法,使得合议庭负责制落到实处,增加了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保证了对刑事二审的监督.     

反思与变革:我国刑事庭审中举证顺序的应然路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行,新刑事诉讼法运用了大量笔墨对证据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改与完善,但尚显不足的是该法在关注证据制度之外,对庭审中举证和质证程序未加以改动,依然延续了原法对于举证顺序的规定。根据实践的经验反馈,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证据的运用直接关涉案件的定性与量刑,而举证次序更可能对法官自由心证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该程序的设计不能简单停留在对证据的列举层面上,而应通过精巧的程序设计,通盘考察证据制度的基本原理,建立以物证为中心的举证模式,并尝试构建以证明逻辑作为依据,较为灵活的举证顺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变举证与质证衔接观念,将警察、鉴定人、证人作证与电子证据示证等环节科学地融入到庭审证据认定中。     

刑事一审庭审方式改革初探

刑事一审庭审方式改革,应当确立独立、超脱、中立、明辨、处断的法官形象;确立关键证人到庭作证制度,建立交叉询问程序;确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积极探索刑事一审案件的繁简分流,切实提高诉讼效率.     

刑事庭审证据出示的内在逻辑——以公诉人举证为视角

我国的庭审模式是"审问制",公诉人是庭审证据出示的核心。公诉人通过科学化、效能化的证据出示查明犯罪事实、指控犯罪。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庭审证据出示模式,可从效能化的证据出示切入,从线性模块化的证据出示和球形模块化的证据出示探究刑事庭审证据出示的内在逻辑。     

“搭建”与“调控”之间——法官在刑事庭审中程序功能的研究

法官在刑事庭审中承担“搭建庭审框架”和“调控庭审活动”两个部分的程序功能。这两部分的程序功能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从世界各国刑事庭审程序来看,法官现实的程序功能不尽相同。我国法官在刑事庭审中也承担了“搭建庭审框架”和“调控庭审活动”两部分的程序功能,并尽力在这两个部分的程序功能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论证人出庭作证对庭审的影响

证人出庭作证、证据采纳是新刑诉法实施后最关键、最难解决的问题。刑事庭审实践中无证人出庭，弱化了新庭审的对抗性，我国现实条件又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新刑法所确立的证据规则又严重影响到庭审方式的实质性改革。作者指出，我国刑事庭审的出路在于理性追求与实践调合     

试论我国刑事庭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新庭审方式存在不彻底的实质化、不完全的平等制和不充分的对抗性的不足，应从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弱化审委会职权和推行法官责任制入手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具有认识论、权力制约论、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四方面的理论基础。虽然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可以从完善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制度和刑事裁判监督制度两方面予以解决。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刑事辩护的问题与解读 ——以C市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增强辩护力量、增加庭审对抗性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庭审实质化试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刑事辩护进程,但却未得到实质性跨越,不仅改革之前的问题依然存在,还滋生了新问题。这与改革设计主体中律师缺位、改革路径下权利供给不足、律师培养方式与庭审实质化脱节、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辩护条件未修复有关。改进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刑事辩护,短期内应完善控辩审三方主体设计机制,加强律师出庭技能培训,中远期层面则要改革法律职业培养方式,延伸律师权利保障阶段,提高法律援助的质和量。     

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事实认定是法庭通过审理证据、推断和确认追诉中的事实问题的特定活动。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是刑事法庭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指控进行证据调查,判断指控犯罪是否发生、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特定活动。事实认定问题首先应当是一种权力配置和权力约束问题,当事人和法官的权力、权利问题应当是分析事实认定时的首要问题。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正当程序来控制。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存在着前置程序不足;后续处置程序缺乏程序正当性的问题。应当借鉴域外,主要是英美与德日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文章认为应从庭审程序、救济程序及监督等方面构建、完善我国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     

刑事卷证对庭审实质化的消解与应对

刑事卷证以侦查卷证为蓝本,对刑事审判产生决定性影响。庭审严重依赖刑事卷证,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表现,同时使控辩不平等,庭审虚置化。其主要原因是官僚体制对文书档案的依赖,充分信赖公权力机关以及司法传统的影响。其消极后果是侦查卷证主导审判,庭审以刑事卷证为中心,庭外裁判也以刑事卷证为基础。要消除刑事卷证对庭审实质化的负面影响,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庭前法官阅卷产生预断,庭审实现直接言词审理,对庭后裁判做出限制,使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     

对抗制要素刑事庭审模式下的非对抗性审判探析

1996年改革后的中国刑事庭审模式是在原来职权主义审问制基础上吸收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要素的混合制庭审模式,但改革的目标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实现,却呈现出具有对抗制要素庭审模式下非对抗性审判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对抗制庭审模式基本前提的控审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缺失。实证分析具有对抗制要素庭审模式下非对抗性审判的现象及原因,有益于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的进一步改革。     

刑事庭审笔录的性质与运用初探

证据是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的联系,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应将庭审笔录纳入刑事笔录证据行列,其证据属性体现为服务于二审、再审等.庭审笔录始于一审判决结束之际,记录了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展示了法官适用法律和自由心证的过程,必然成为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评价一审的基本材料,也同时可以用于证明一审程序合法、证据审查和认定等活动.     

美国庭审直播制度

美国庭审直播始于20世纪前期,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其利弊的争议从未停止过,支持者认为其能够提高司法透明度,促进司法正义;反对者则认为庭审直播会干扰庭审秩序,侵犯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美国司法史上不乏与庭审直播有关的著名案例,目前联邦法院对庭审直播仍然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不过各州法院对其态度已经较为开放。随着近年网络技术、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庭审直播的设备和方式也在悄然变化,网络直播、微博直播、博客直播等方式逐渐兴起,如何对新技术下庭审直播进行法律规制也是目前需要面对的问题。     

论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机制的构建——以“庭审中心主义”思维指导“侦查中心主义”实践简

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并非新生事物,然而在实践中却始终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在机制构建层面上的关注。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正在由“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庭审中心主义”,对于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讨论也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面临诸如理念滞后、信息不畅、工作冲突、效果不佳的实践困境。实现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价值,应在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相对合理的工作机制。     

论刑事庭审法律监督与庭审方式改革的冲突

从当前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热点问题着眼，从制度设计、司法层面、价值理念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刑事庭审法律监督与刑事庭审方式改革之间的冲突及两者协调之艰难，折射出“现代化与法治”这个中国法学界时髦的话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我国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实质辩析

对于我国“以法官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改革,不应仅仅将其狭隘地视为法庭审判程序的改革,也不能夸大由此而形成的“控辩对抗”。公正的审判不仅要成为庭审阶段的中心,更应成为刑事诉讼法和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转变应突破庭审阶段的限制,拓展到包括侦、诉、审的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相反,若以控辩双方的“对抗”而臆想出“两大对立阵营的形成,”进而主张公诉机关应成为审前主导、侦诉一体化等,则是将控辩对抗夸大为整个刑诉程序中的“实体性对抗,”将是整个刑诉理论错位的源头和“有罪推定”的新表现。     

庭审中心主义的理念阐释与实现路径

作为一种刑事司法理念,庭审中心主义来自于司法改革实践的提炼,需要在学理上加以系统阐释.庭审中心主义直面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杜绝庭审虚化、防范冤假错案、树立审判权威和推进司法改革.庭审规则体系的完善、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控辩平等对抗的落实、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有效衔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妥善设置、裁判文书说理应围绕庭审活动展开等是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