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乡村基层建制的变化及其特点

中国“政社合一”的乡村基层建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是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乡政村治”模式体现了现代民主、自治理念,其建立过程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的实践过程,“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简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论乡政村治关系的失调问题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基本关系之一 ,在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改革中 ,乡政村治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失调。其主要表现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人事权、财产权的干涉和对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权的践踏。理顺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困境

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农村的管辖和统治,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屡经变迁,经历了县政乡治,政社合一以及乡政村治三个主要阶段.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关系复杂化,矛盾多样化,农村固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乡政村治中的博弈:互动过程研究——对河南省汪村的个案剖析

乡政村治模式在运作中要受到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级组织中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以及村委会与村民及村中其它组织的关系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博弈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乡政村治模式的运作状况,决定了村治的状况。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乡村治理模式历经建国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模式与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几个阶段的变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由"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公共治理视阈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发展的主要制约在于治理不善。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我们通过厘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循此思路,我们积极寻求乡村多元化治理的载体依托并就多元主体间存在的行为偏差提出若干建议,希图能依此路径,达致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景。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治理运行逻辑

本文从我国政府层级中的压力型体制出发,通过对乡村治理演进阶段的分析找出乡村治理的时代特点,进而探究当前乡镇主体和乡村主体是如何应对压力型体制并开展乡村治理活动的。因此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定位,完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整合村两委思想,培育村民自治文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新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浅谈农村社区的治理与服务

农村社区是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居民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建设具有行政化、治理模式多元化和精英治理等特点。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存在着协调机制不完善、社区建设资金匮乏、公共服务水平低和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和完善社区民主政治、改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提高村民社区治理的参与程度等,为农村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做好农村治安工作构建和谐新疆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部分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地影响农村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农村违法犯罪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治安防范和管理,消除影响农村治安的不安定因素,以维护社会秩序,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新疆农村环境。     

国家与村庄互动中的村治变迁--建国50年来H村的村庄政治生活调查

文章以国家与村庄关系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了建国50年来H村政治生活和治理模式演变的三个阶段,认为在考察农村政治变迁时,必须重视国家制度对农村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和村庄政治对其社会基础的依赖性.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我国农村的最广泛的实践,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中之重,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本文通过分析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对如何解决农村民主政治问题、促进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作了深入探讨。     

法律如何进入乡村社会

国家法在乡村社会的“戏剧性”运行非但不能作为乡村无法律的依据,还应视为法治前景的孕育地。立法下乡、执法下乡和司法下乡是乡村社会现代法律生成的根本措施。     

略论农村法治中的村官权力

村官权力具有自治权力和行政权力 (依授权、依委托 )二重性。乡村民主政治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 ,社会差异导致无法用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存在极大差异的中国农村。在现实条件下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法治使村官权力及其运作成为研究农村法治的重要范畴。为此 ,应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村官权力进行技术性调整     

关于推动农村信息化向纵深发展的几点思考

农村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农村信息化建设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和实际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面向实际,因地制宜,尽快健全信息组织机构,提高农村基层对信息化的认识水平,整合资源,建立和完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对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现行户籍制度与当代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发展形势极不适应,特别是城乡二元户籍体系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与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方向的城镇化建设不合拍。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户籍立法,制定统一规范的户籍管理制度,解决好“人户分离”问题,消弭“村规民约”的影响,逐步让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镇和乡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