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为什么（上）——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访谈录

从官员到法官,张立勇完成了一次角色转变。重提“马铝五审判方式”、全省法院集中大接访、层层签订“廉政责任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对死刑二审中的“陪审”“量刑答辩”的尝试、成立全国首家同责办公室等革新措施伴随着角色转变次第展开。这一次次令人瞩目的革新措施被法学专家称之为“河南法院现象”,其实应该是“张立勇现象”。在“治标不治本”“标本都不治”“政治作秀”的质疑声中,“张立勇现象”新闻层出不穷。更彰显了一种尝试司法改革的勇气与决心。“试总比不试强”“改总比不改好”。媒体一番番对张立勇的访谈,不只是在“解剖张立勇”,更是在“解剖”中国摸索司法改革道路上的艰难。于是,岁末年初,《民主与法制》与正义网携手走进了张立勇院长的办公室,开始了一番“炉边谈话”式的漫谈与对话。话题就从“疑罪从无”开始说起……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疑罪从无”——《论“疑罪从无”》观点综述

今年7月,中央致法委员会制定出台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剐院长沈德咏的署名文章《论疑罪从无》。文章从疑罪从无的历史溯源、理论逻辑、实践理性以及实现路径等四个方面展开．全面阐述了疑罪从无规则及其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现对该文主要观点摘要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最重要的在于“济”

读了《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9期《宽严相济判定“制止吸烟”夺命案》一文,确实认识到当前我国司法宽严并用,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的必要性。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明确的标准和界限,规范司法行为,更深远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见仁见智,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对我们如何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应当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疑罪”呢？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并追求“疑罪从无”呢？那就让我们先从余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案件开始说起吧。     

“法律”不可分

看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第21期《法官与律师之间：是保持距离还是互相隔离？》的专题系列报道,由于法官和律师之间的不正常交往,导致不少法官和律师陷入犯罪泥潭,甚至在法学界掀起一场对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大讨论。站在法律人的视角认为讨论及时而必要,站在社会学的视角认为讨论使人啼笑皆非。笔者认为,法官与律师既不应过分保持距离,更不应互相隔离,而是应该保持符合常识常情常理的交往     

期待“桃花源”再现舟曲

舟曲泥石流灾难是一场生命的劫难。当2010年第19期《民主与法制》以《舟曲：告别桃花源》为题,再次聚焦舟曲的时候,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这也是一场生态劫难。     

“移民潮”的背后

看了《民主与法制》第18期《移民!移民？》文章后,不由让人心生感叹。在我们的身边,自己办移民的、帮子女移民的、送子女出去留学的比比皆是,临别时都会说：若在国外过得好,就别回来了。言下之意是不希望他们回来。     

连环“杠杆”撬动司法“老大难”——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加强司法监督纪实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这样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如果把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比喻成一根杠杆的话,那么这个《决议》就是杠杆的支点。     

公法责任岂能“私了”

2011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免罪符”不免罪,10万元退不退？》,引发读者对当事人刑事和解协议效力与司法定罪量刑之间关系的种种猜想。     

“以房养老”政府决不能当甩手掌柜

读了《民主与法制》2013年第34期“立法与司法”栏目,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的观点：“政府责任不因‘以房养老’而免除”,不免为之叫好。     

河南李怀亮案：“疑罪从无”的先河

2013年4月25日,河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无罪判决,让被羁押12年的李怀亮重新获得了自由。与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冤案”不同的是,该案被害人并未“生还”,“真凶”也未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无罪判决,极具现实参酌意义。     

这样“讨说法”的农民可敬

看了《民主与法制》2011年第20期的《儿子车祸后的四场官司》一文,被农民张声连打四场官司维权的执著精神感动,他抱持着“有理走天下”的朴素思维,大胆地用法律武器“讨说法”,值得肯定。     

刘宏方：司法行政大有可为

2014年5月9日中午12点,正是饭点。在徐州市司法局会议室里,一场“《民主与法制》社走基层徐州行”的专访变成了该局局长刘宏方一场独特而精彩的演讲。在中国的政府架构设计中,司法行政是个弱势部门。但是,从刘宏方对徐州乃至中国司法行政现状的思考中,从他对徐州司法行政的未来设想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法行政同样大有可为。     

保持一颗司法为民的责任心

2011年第11期《民主与法制》刊载了《公廉：法官立身之本》一文。文中说,公廉：是法官立身之本,是审判公正的可靠保障。法院应采取各种措施使司法公信力和人民满意度不断提高。     

用法律而不是用公权力来“驯服”郭德纲

看了《民主与法制》第18期《“公众人物”,你是谁？》一组报道,对“公众人物”的概念有了法律上的认识和理解。也对公共知情权、隐私权等法律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读到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深受启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开篇《“公众人物”：监督与被监督的文化思辩》,想从这方面谈几句感想。     

彩票发行应实现“四化”

读罢《民主与法制》今年第6期关于“赌球”的系列文章,作为一个老球迷,又作为一个老彩民,作为一个多年关注彩票发行工作的人,我深有感触。其实有些争论是不必要的,坐视地下赌球、私彩每年将几千亿的资金非法掠到境外,拘泥于“赌博”“彩票”这样的名词之争喋喋不休,全民都来搞学术探讨,根本没必要。     

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中国化研究——从民国的理论与实践展开

民国时期,中国法律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使社会本位司法理念具有中国化的可能性。政治领域的"党国体制",使国家主义与司法党化成为中国式社会本位司法理念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妥善处理与传统司法的关系及注重发扬"法治"内涵,是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中国化的重要问题。     

“前科消灭”是一项严峻的社会课题

2011年5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了《“前科消灭”在中国》,读采引人深思。我国古代教育家颜之推曾有句名言：“人在少年,神情未定。”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特有的冲动。不成熟的性格特点,往往会使他们轻易触动到法律的底线。近年来,     

司法调解不要流于形式

读了《民主与法制》今年第3期《司法调解之中国溯源》一文,笔者颇有感触。司法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项制度,具有许多优势,它不仅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且闪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被外国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     

从王书金到聂树斌——“疑罪从无”的误用

<正>近日,河北省高院维持了王书金案的死刑判决,并支持检方提出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的结论。众所周知,王书金案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这个案件本身,而是在于他主动承认了自己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被告不断供认自己就是某案的真凶,公诉方却坚决否定是他干了这事!公诉和被告仿佛角色互换,在被告是否是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这个重大问题上相互"谦让"起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