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香港的经验与启示

执行力是问责制的生命，执行力的高低决定了问责制的作用效果。问责制的执行力与问责制本身的科学性、配套制度的契合度、问责制的执行环境三大因素紧密相关。香港在高官问责制执行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责对象明确，问责主体多元，能及时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了浓厚的“问责文化”。这些对提高内地问责制执行力都有重要的启示：必须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实现权责对等，增强人大、司法、媒体的外部问责，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官员的法治意识和社会的法治水平。     

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综述

行政问责制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综合各种观点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未来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来寻求解决的方法。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     

行政问责风暴的启示

2008年的多事多灾，催生了行政问责制的全面启动，问责风暴席卷南北。认真分析这场问责风暴，能从中获得许多启示，引发我们对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深入思考。     

关于健全我国信访问责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访问责制的影响在不断的增大，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信访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的运行中，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问责文化落后，权责不明，问责主体缺位等。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为完善健全信访问责制，应加强营造和谐“问责文化”，科学界定权力和责任，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工作。     

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在完成快速推进后,进入了调整完善阶段。但问责制的理论研究滞后,对问责制的理解陷入误区,主要表现为:把问责制的效应仅仅理解为一种惩戒机制,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制,把问责制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仅仅理解为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把问责制看成是对具体过失的惩罚。深化对问责制本质内涵的解读,破解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就在于:突破"官本位"文化的桎梏,理顺党政关系,超越体制的困境,跟进立法、制度和机制建设,强化异体问责功能。     

国内问责制研究综述 ——基于近十年的CSSCI文献

借助CiteSpace软件与文献研究法,近十年的国内问责制研究可总结概括为两大主流——行政问责制研究与党内问责制研究。其中,行政问责制研究遵循着"问题—回应"框架,主要围绕着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法律这五大方面对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展开问题分析与相关回应;党内问责制研究整体偏少且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对某一方面的党内问责的细化研究以及对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态关系的探讨。尽管这十年间问责制研究的总量不低,但整体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机制层面的重复性研究过多、党内问责制研究过少以及没有形成新的研究热点,而要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从体制层面入手是未来问责制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现阶段,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有所发展,但官本位、家长本位、潜规则等政治亚文化仍然制约着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大力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官员问责制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的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应当从问责程序、问责主体、问责效果等方面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与不足,以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     

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在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热潮慢慢冷却下来之前,有必要对现有的成果进行一番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文章主要从行政问责的定义、行政问责制的体系、行政问责的意义、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当中的问题和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五个方面,对当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全面的述评。并指出,在短期之内,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探讨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至少行政问责制的宏大理论叙事可以终结了,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所需要做的,就是对改进权力监督技术的深度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对行政问责实践所需要的制度条件的点滴改良。当理论已经充分揭示了面对的问题之后,剩下的工作将主要交给实践者了。     

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

通过深入剖析当前问责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要逐步推进问责制走向制度化,以建章立制打好制度基础为前提,以构建党内问责制为突破口,选择合适的推进战略,促进问责制健康发展。     

建立领导干部问责制若干问题研究

领导干部问责制正在成为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逐步从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延伸、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拓展。对领导干部问责制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国内一些地方实行行政首长问责制的情况进行及时总结,并从理论上对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进行思考和概括十分必要。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后非典时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非典危机中我国政府启动了官员问责制,查处了许多防治非典不得力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问责制的启动成为我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那么非典过后如何让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真正使行政问责制的理念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本文试从我国现行的责任追究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出发,初探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真正实行所必须处理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变革措施来促成行政问责制的建立。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正视问责制的三大瓶颈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政治社会中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现实中,问责制却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使得问责制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当前问责制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政府信息公开化不够、问责主体缺位,客体不清楚、问责力度不够.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审思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关系着责任政府的建立,同时也关系着政府形象地塑造以及公信力的提升。行政问责制应当是行政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遵循其特定的程序,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下,追究问责客体责任的制度。其所蕴含的行政道德核心理念是"正"。公平、正义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灵魂所在,并且它是我国行政问责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