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组织解散中的责任小组

任务型组织是因处理特殊任务的需要而设立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在现实中,存在着任务型组织成立容易解散难的问题,往往是在任务完成之后,组织却无法得到及时解散。为了在任务完成之后顺利地实现组织的解散,任务型组织在承担任务的后期需要成立起专门的组织解散责任小组,切实地负起任务型组织解散的责任。这个小组在人员构成上要有代表性,在运行方式上应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     

任务型组织解散过程中的几项工作

任务型组织作为一种承担紧迫的、重大的和一次性任务的组织形式在其任务完成后就会归于解散。但是,任务型组织的解散并不是简单地作出宣布就完结了事,而是一个需要做好一系列后续工作的过程。其中,对组织完成任务经验的总结、对组织成员的表彰和合理安排以及组织的注销、延展,是任务型组织解散过程中应着重处理好的三项工作。     

任务型组织的产生与运作——基于“社工委”的观察与分析

任务型组织把完成"任务"放在首位?任务结束即解散?通过考察"社工委"工作任务的确立与运作过程,发现社工委面临"三大压力、双重困境",通过提升任务重要性、借力项目整合资源,倚借政策主张权益、放大绩效博取关注等行为策略,获取组织合法性,扩大生存空间。区别于任务结束即解散的认知,这一系列操作体现了将"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的组织运作逻辑。任务型组织的产生是科层体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的局部结构调整,兼具环境适应性和组织自主性,它们在科层体系结构中的位置不尽相同,其存续与否及存续方式取决于任务环境的变化及科层体系的治理策略选择。     

公司解散诉讼的程序法理

应当从保护股东权益和公司人格维护的平衡之角度理解公司解散诉讼中的诉讼事由；从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股东滥用诉讼权利与对其他相关人员利益的保障之角度理解公司解解散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而决定具体的审理程序和判决形式的因素应当是公司解散诉讼这一特殊的诉讼形式，股东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公司解散诉讼必须采用着重调解的审理方式，公司解散与清算之间的衔接决定了法院应在判决解散的同时指定清算。     

论任务型组织的结构

近几年来,任务型组织迅速地从一种边缘化的组织形态向社会生活的中心迈进,在处理一些重大的、紧迫的事件时,特别是在处理“危机事件”中,任务型组织表现出巨大的优势。作为一种不同于常规组织的组织形态,它在组织结构形式上表现出动态性、开放性、灵活性和非线性的特征,属于一种远离平衡态的组织结构。如果对任务型组织的实质性方面进行分析的话,也可以看到它的“目标结构”、“利益结构”、“权—责结构”、“交往结构”和“规范结构”等方面的内容。     

临时组织——一体化行政与官僚制缺陷下的组织安排

由于国家体制和赶超战略的原因,我国行政模式形成了一体化的行政模式,在这一模式的运作中,加上官僚制合理化的不足导致了临时组织的大量出现。临时组织帮助行政机构完成了多项重大社会任务,但是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正式官僚组织的效能不足和社会与政府对临时机构的依赖性文化。因此,临时组织需要进行合理化和制度化改革。     

党外知识分子组织动员方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的组织动员工作,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强大的行动力量和智力支持。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党外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特征和个体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完成各项组织动员工作。文章以统一战线工作人员和党外知识分子两个群体为调研对象,分析党外知识分子组织动员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探索应当把握以人为本、以制为秩,以虚率实、虚实耦合,允许容错、激励并举为原则的内在逻辑,聚焦全面型、专业型、创新型、智慧型、精准型、高效型的目标,开拓实践路径,充分提升组织动员效能。     

行业协会立法的若干问题

行业协会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自律性组织,承担和完成政府和企业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所不能完成或者不能高效完成的社会经济职能,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行业协会、让行业协会充分发挥作用已经成为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等事关全局的大事。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迫切需要制定行业协会法,把行业协会的管理、组织和行为,以及行业协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纳入法制和规范管理的轨道。这是解决行业协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出路。这部法律应该对行业协会的性质与法律地位、职能、设立、解散、…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实证研究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特定公务活动＂1时,其职务犯罪有自身的特点,珠海市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具有典型性。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成因较为特殊,应当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选任、监督机制的完善和检察机关专门预防等三个角度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     

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一个研究述评

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文献回顾表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包括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模式。在压力型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通过整体打包、区别性激励的方式将任务发包给地方,并通过量化指标和物化考核把任务压力层层传递,由此形成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常规模式。当常规多任务模式失败时,打破传统科层结构的运动式治理或项目制等非常规任务模式就会被启动以完成特殊任务。在具体任务过程中,中央政府根据任务属性的不同,对不重要且绩效不易测量、重要且绩效易于测量、重要但绩效不易测量的任务分别提供弱激励、正向强激励、负向强激励,并塑造力度由弱到强的任务执行过程。强激励在强化重要任务执行力度的同时常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的后果。现有研究对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的描绘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般任务过程的讨论过于聚焦执行环节,常规和非常规任务模式及其选择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具体任务的动机和过程机制研究各有偏重,组织任务间关系尚未成为直接的研究主题。由于理论对话和理论建构意识的不足,目前仍缺少具有分析力度的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