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缺失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价值理性事关行政问责的公平性、民主性、公共性,影响问责的效率和效果。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缺失问题还比较突出,直面现实,行政问责价值理性建构应着眼于增强问责的公平性、完善问责的民主性,提高问责的公共性和加强问责的伦理建设四个方面。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论行政道德评价

行政道德评价是政府行政组织、行政人员自身以及人民群众根据行政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行为进行善恶价值判断和表明褒贬态度。行政道德评价对于行政道德建设和行政管理活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必须正确把握行政道德评价的内涵及评价标准,并对我国行政道德评价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把握。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论纲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思想背景包括理性观的进化、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和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为这一研究是对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的重要补充。综览现有研究成果,需要在人性假设、致思取向、研究思路等方面予以改进。建立在对其思想背景、学术价值、理论基础的分析、梳理和概括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框架的构想,主要包括:行政政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逻辑起点,行政政策的非理性研究的理论假说,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基本内容,等。     

传统行政领导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行政领导方式是领导者以经验决策为基础,价值标准单一,思维方式直线型、管理方法简单的行政领导方式。这种落后的领导方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信息网络化社会的到来。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领导方式应该向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效率化转变。     

历史背景下的行政领导人格及其现代价值

行政领导的人格特质对公共行政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人格特质会产生不同的行政影响力。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行政领导人格会产生行政正能量,会在行政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分析古代帝王的行政领导人格得出,对当下的价值是:敢于创新并坚持决策;合理用人并发挥人才潜质;心存孝念并服务百姓。     

现代性叙事下的行政责任伦理阐释

现代性作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与行政责任伦理的诞生有着直接关联。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维与实践走向,使其走上技术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种强调价值性、主体性与责任性的行政责任伦理被提出。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它具有个体与公共、自律与他律、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特质。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应对的视角来看,行政责任伦理理性回应了行政的现代性危机,充分彰显了行政的价值理性和有力地改变了行政与道德无涉的状况。     

论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科学境域

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知识体系对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给予“科学”描述,为行政决策的一般模式建构提供了参照图景。面向古典决策理论,它具备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某些特质,确实也执守着工具性理论形态的逻辑进路：在坚持科学理性建构逻辑的同时,呈现“区隔”价值理性的某些倾向。这使现代行政决策理论困囿于“自我”反思能力弱化、决策实践主体理性能力抑制以及行政决策本质厘定失位等发展境遇。因此,基于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的行政环境维度,思考并探索契合行政实践的决策理论发展途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政决策理论体系重构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新时代党政关系的新发展:基于“六位一体”的新型党政统合关系北大核心

在中国的政府运行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将其政治理念和逻辑贯穿到国家行政体系的结构与运行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现代的理性科层制国家。本文基于对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关系的分析,发现一方面执政党通过“六位一体”的体系来领导行政过程,另一方面行政体系又享有“被嵌入的自主性”,在中微观的行政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仍然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关系是一种建立在执政党主导基础上的新型党政统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