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

网络政治动员是政治动员在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的转化和联动,其核心机制是虚实转化,在虚实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动员空间、动员主客体存在形式、政治信息与政治力量的三层相互关联的转化。动员主体的牵引力、网民诉求的自驱力、网络信息的催化力、网络环境的支持力相互作用是推动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蓬勃发展的动力。网络政治动员是一种新的政治提取能力,体制外成员更善于通过它获得同政府和传统权威抗争的力量。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态势与政府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对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的治理,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法治路径和技术路径,以人民战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路径更值得继续尝试和进一步完善。     

浅析WEB2.0时代下的网络政治动员

近年来,网络政治动员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渠道。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网络政治动员的途径和作用都发生新的变化。着重分析了博客、虚拟社区等传播途径的特点,以及WEB2.0时代下政治动员所产生的实效。同时,还看到随着网络政治动员的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思想政治工作是消解破坏性网络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

破坏性网络政治动员的发生与发展与网民群体的思想状态密切相关,因此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是消解破坏性网络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     

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平等性、交互性的特征。网络文化的这些特征,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文化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网络文化弱化了党和政府对舆论导向的控制力;网络文化带来了不同文化间的竞争与冲突。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形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把握住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和规律,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内外舆论环境,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     

论网络政治动员:概念、要素与特征

网络政治动员是指政治主体在网络空间内通过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来调动政治能量,从而达到其现实政治目的的行为过程。这一定义强调了网络政治动员的政治性、价值性和现实性。网络政治动员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议题和场域。主体是主导者,客体是参与者,议题是中心内容,场域是外部条件。网络政治动员与现实政治动员在主体结构、参与形态、行动方式和时空范围上都具有显著区别。这些区别构成了网络政治动员的基本特征,即从行政权力中心到知识权力中心,从现实集合到虚实联动,从线性传播到多维互动,从有限时空到无限时空的全方位转变。     

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网络空间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风险源点。由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也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立足国家安全、政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高度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价值所在。面对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来的技术逻辑下的权力风险、精准推荐下的算法风险、数据迷失下的价值风险,必须重视创新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提高能力以激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机制以打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和保障网,从而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政权安全。     

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重要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阐述。本文探讨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讲话,并得出了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形成,具有理论渊源、时代要求、实践基础、国内和国际环境背景。重要来源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经济与意识形态共同建设的实践基础,西方敌对势力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分化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网络意识形态控制减弱的现实状况五大方面。     

新时期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任务愈益紧迫。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应清醒地看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积极、主动地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特征及机制构建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体现为党在网络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引领网络社会思潮、强化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静态性和动态性双重结构,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技术性与阶级性相融合、虚拟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灌输性与渗透性相结合的特征。为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要构建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信息技术为引擎、信息素养提升为内核、工作责任落实为保证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网络信息化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让网络空间充盈主旋律和正能量。     

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

感性认同是心理认同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认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网络时代感性认同已经成为网络意识形态认同的普遍现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形式的感性化、内容表达的感性化以及网民对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加工的感性化是网络意识形态感性认同的生成逻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受众共情、增强其理论凝聚力、提升话语引领以及筑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都需要其建构更强的感性认同。激发网民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更强的感性认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应做到大众化、通俗化、常态化与制度化。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建构困境及破解进路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世界的利益矛盾逐渐向网络空间迁移和聚合,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多元意识形态交流交融和交锋的新场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的重大论断,鲜明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争夺和维护,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久稳定,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在建构过程中遭遇西方话语霸权挤压、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网络治理困境、网络话语资源结构冲突等问题。为此,要建基于"破"与"立"的问题意识,实现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批判及话语体系创新,破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构困境。     

网络和平演变: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考验及应对策略

苏联解体后和平演变的首要目标是中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即意识形态,网络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其成为和平演变的新阵地和新载体。和平演变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争夺,实质是对人思想文化的争夺。网络和平演变之下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严峻:西方话语霸权主导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心被消解;西化思潮在网络上的肆意传播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受到极大挑战;两个舆论场的对立造成社会的割裂。要想赢得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防止和平演变,就要做到:解构西方话语框架,大力建构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力求主导议程设置,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坚持"三个自信",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统筹"两个舆论场",弥合社会裂痕;进行舆情监测与引导,全面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同心圆论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科学论断,界定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建构性要求。同心圆论断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论题交集,既彰显了同心圆论断的开放性与生命力,又凸显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和趋向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网络和社会存在负面因素的立体叠加和混合强化,以及内隐的网络意识形态向心力减弱和离心力“高势”。应该运用同心圆理念和方法,把握“圆心、核心圈、圈层、力道”的全要素解析和结构性实践,不失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一条现实进路。     

网络政治社会化:确立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途径

在信息时代,网络政治社会化与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密切相关,这是由网络政治社会化的独特功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需求所决定的。确立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政治社会化的独特作用,建构和优化意识形态的内容体系,关注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需求,凸显意识形态认同的人本精神,强调和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诉求,顺应信息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加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     

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转型时期党的政治动员实效下降的原因分析

政治动员对于实现政党政治目标、促进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转型时期政治动员的实效下降,给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造成党的执政能力的弱化,其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影响;“革命党”政治动员模式存在的弊端;误解和偏见削减了政治动员的实效;腐败对党的政治动员造成危害。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统一战线作用发挥研究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重中之重。统一战线和意识形态工作紧密关联，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十分必要。统一战线为壮大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主体提供力量来源，为丰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内容提供理论创新源泉和主题创生素材，为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大众化、时代化、国际化表达提供思路，为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载体平台协作、资源整合、主体责任压实等工作提供有效抓手。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对现存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进行解释、辩护或对某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改造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阶级性和利益性、实践性和理论性、独立性和继承性。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合法化、政治动员、政治论证、政治团结上。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克服搭便车倾向、规范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解决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直接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上。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意识形态理论有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当代西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流派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生成机理及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表现为各种思想风险、价值风险与文化风险的交叠共振,它们往往由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的技术性生成源于网络空间的一系列架构特征,社会性生成则与网络社会的内部组织特征与外部环境生态紧密关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既要进行技术创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物质基础,完善机制,提供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制度保障;也要进行人才队伍建设,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提供力量支持,形成治理合力。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及其意义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网络"共同价值"构建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把握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实践内生性和价值共存性的基础上,逐步开展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对我国社会主义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