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败斗争的论断,从"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呈胶着状态",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到"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再到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表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有效回答执政党贪腐的世界性难题。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有力证明"三不机制"的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党的十九大后要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以"三不机制"威慑力巩固发展反腐斗争压倒性胜利。"三不机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建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反腐败核心内容,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已证明其科学性、正确性。"三不机制"既推动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又巩固发展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为此,要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把握"三不机制",在新时代增强一体推进"三不机制"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形势与对策分析

反腐败斗争形势是腐败力量与反腐败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的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由形成、巩固和发展压倒性态势转变为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特点既表现为腐败力量的客观存在性,又表现为反腐败力量的高度组织性和人民性、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特点。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虽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并具有众多表现形式,其主要根源来自基本原因、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三个方面。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制机制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举措,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反腐败实践中要打通三者的内在联系,一体推进。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新战略CSSCI

在反腐败方面,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战略目标是夺取反腐败胜利。战略对策是一个双层结构,包括3项基础对策和1项直接对策,分别是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设、权力监督和标本兼治。该战略计划具有总体上的科学性。在执行之前,需要为该战略计划设置明确的时间表,需要为胜利目标选定具体可测量的指标。执行中还将面对如何"去"存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推进激励制度建设等挑战。     

遏制私欲膨胀 深化反腐败斗争

目前,反腐败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怎样才能使这场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并取得全面胜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认为,鉴古观今,一切腐败皆源于掌权者的私欲膨帐。私欲膨胀是导致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必须紧紧抓住遏制私欲膨胀这个根本。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规律

建党百年,反腐败斗争跟随党的发展不断前进。从革命时期党对反腐败斗争的初步探索,到党在建设时期的运动反腐模式,到党在改革开放时期从打击为主转为注重预防的反腐模式,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确保不敢腐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走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斗争之路。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形成了清晰的反腐败斗争思路,构建了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总结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规律,一是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二是更好发挥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教育管理作用,三是采用科学合理的反腐败斗争目标和方法,四是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行政监督与反腐败斗争

行政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监察机关的一项基本职能。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克服国家行政机关中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作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侵害。     

关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始终高度重视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 ,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 ,我们仍面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斗争形势。我们既要增强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 ,又要充分认识这一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当前 ,要按照中央的决策和部署 ,重点抓好反腐倡廉五项工作。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语境下的利益集团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政治重要性的不断上升和对政治腐败危害的强调,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防范与清除利益集团的要求,利益集团业已成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中不容回避的关键变量,是研究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语境下的利益集团与以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立作为基本前提的广义利益集团在内涵、特征与表现形式方面存在重要区别,利益集团与腐败之间的逻辑关联突出表现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党内利益集团的出现本身就是政治腐败;另一方面,结成利益集团是经济腐败的重要诱因。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而言,有效防治利益集团需要从廉政建设和政治建设两个层面着手,在构筑完善廉政机制的同时消除强势集团不合理、不合法的利益诉求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道路的开创

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道路,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治理理念、领导体制、治理结构、战略路径和检验标准。40年来,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道路为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护航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权力制约是反腐败斗争的有效途径

腐败的实质是滥用社会公共权力,因此,对权力的制约就是反腐败斗争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风雨依然保持蓬勃生机,久经考验依然充满青春活力,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引领人民前行,一个重要原因和宝贵经验就是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这些历史经验包括把加强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制胜法宝;把政治纪律建设放在纪律建设首位,严格自律与严肃他律合力建构、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同频共振;坚持在党的领导和法治框架下进行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到既依靠群众又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一体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价值观与廉政文化: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思想支撑——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与廉政文化建设会议综述

推进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应当深刻领会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研究的现实逻辑,加快培育和弘扬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以党内先进价值观引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应当深刻理解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强大辐射力和防腐治腐功能,把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宪法监察法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和廉政文化建设的刚性约束,合力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坚强保障。     

反腐败斗争的几个辩证原则

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反对腐败已成为各国十分关注的一项工作。在我国,反对腐败的斗争更是成为了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进而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新时代自我革命视域下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理路及其经验探析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剔除腐败劣变因子是新时代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的逻辑主线。遵循着这条逻辑主线揭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实践逻辑,总结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可以为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提供参考和借鉴。具体而言,就是要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主体性认识,把握反腐败斗争的逻辑起点,在问题根源上深挖,坚持以自我革命、锻造坚强领导为根本保障;推进自我革命理念创新,在斗争理念上深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推进自我革命实践进程,在方略贯彻上深入,坚持以抓住要害动真碰硬从严去"顽"为关键举措;创造自我革命实践环境,在协同保障上深久,坚持以常抓不懈促"三清"之态为基础条件。     

“总依据”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保障

确认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新亮点,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我国现阶段国情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总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保障,为正确认识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为正确制定现阶段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根据,为正确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998年,中共厦门市委根据中央14号文件精神,抽调一批党外干部到政府任职,我当时从高校调到区政府任副区长,分管教育,文化等工作。2002年,市委又调我到市监察局任副局长,在市政府和市纪委常委会的双重领导之下分管纠风、综合室等工作。几年工作下来,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打击腐败,维护群众利益的决心和力度。一、旗帜鲜明,坚决反对腐败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正>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赵乐际主持会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依据、困境与路径

检察权监督行政权不但符合检察权的内在属性,也符合我国现行行政监督方式和国际发展的潮流。在面临检察机关自身定位不准、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和检察建议地位不明等困境时,要加强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当实现"四个转变"。